《生命之问》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8）： 生命在股权之争中焕发心智（下篇）

叶国英
 
君安入主：一场价值观的救赎
 
三新公司的恶意收购被击退，申华实业的控制权重重新回到了瞿建国手中。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他清楚地知道，申华的股权结构仍然是“三无”状态——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外资B股，全部股份都是流通股。这意味着，今天赶走了一个三新，明天还会有四新、五新。
 
瞿建国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申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婆家”？
 
就在此时，君安证券进入了视野。这家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证券公司之一，对申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与三新实业截然不同的是，君安的代表找到瞿建国时，没有谈“收购”，而是谈“开发”与“经营”。他们看重的，是申华实业在上海浦东的深厚根基和实体产业的潜力。
 
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亲自带队到申华考察。他对瞿建国说：“瞿董，我们不是来摘桃子的。我们是来种树的。申华是一家好公司，有根基，有潜力，我们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吞并。”
 
这句话，让瞿建国心头一热。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孙桥乡种下的那棵“股份制”的幼苗，如今已经长成了大树。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砍树的人，而是一个一起浇水施肥的人。
 
君安对瞿建国这位创业元老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承诺保留申华的独立运营权，支持瞿建国依法清理内部乱象，并尊重申华原有的企业文化和员工队伍。更为关键的是，君安的入主，给了瞿建国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后盾。
 
1996年，君安证券通过二级市场收购了申华实业2719193股，占总股本的15.19%，正式成为申华第一大股东。这不仅仅是一次股权的变更，更是一次价值观的救赎——申华找到了一个真正“门当户对”的合作伙伴。
 
但好景不长，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君申之争”：中国首例大股东告董事案
 
君安入主后，瞿建国本以为可以喘一口气了。然而，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1996年底，君安证券内部发生剧变。总经理张国庆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有关部门调查，君安内部权力结构急剧动荡。与此同时，申华董事会内部再次出现裂痕。这一次，矛盾双方变成了大股东君安的代表与瞿建国为首的创业团队。
 
君安方面认为，作为第一大股东，他们有权对申华的经营决策行使主导权。而瞿建国则认为，申华是一家公众公司，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对某一个股东负责。两种理念的碰撞，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剧烈的冲突。

 
1997年初，君安方面提出了一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计划将申华的部分优质资产剥离，注入君安旗下的其他公司。瞿建国坚决反对：“申华的资产是全体股东的，不是某一个股东的。我们不能为了大股东的利益，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君安方面态度强硬：我们是第一大股东，我们有权力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
 
瞿建国寸步不让：董事会的权力来自股东大会的授权，但必须依法行使。任何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决议，我都不会签字。
 
双方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君安方面在董事会上强行通过了重组决议，瞿建国则联合其他董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告大股东君安证券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例大股东告董事案。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纷纷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瞿建国是在“忘恩负义”，君安救了他，他却反过来告君安；另一派则认为瞿建国是在捍卫公司治理的底线，值得尊敬。
 
瞿建国没有理会外界的喧嚣。他在法庭上陈述：“我不反对大股东，我反对的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申华不是我的，也不是君安的，它是所有股东的。我作为董事长，我的责任是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对某一个股东负责。”
 
这场官司持续了数月之久。法庭上，瞿建国的律师团队从《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出发，论证了大股东权利的边界：大股东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但不能滥用控股权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最终，法院支持了瞿建国的主张，裁定君安方面的重组决议无效。
 
这是中国公司治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它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大股东的权利不是无限的，公司的利益高于任何一个股东的利益。
 
生命的淬炼：从“土皇帝”到现代企业家
 
经历了三新恶意收购、七董事“宫廷政变”、君安大股东诉讼这三场生死搏杀，瞿建国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蜕变。
 
他不再是那个靠威望和感情来管理企业的“土皇帝”，也不再是那个遇到问题就凭一腔热血往前冲的“草莽英雄”。他学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懂得了资本运作的规则，也看清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
 
“以前在乡镇企业，我是‘嬴政’，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他在一次采访中感慨地说，“但到了上市公司，我才明白，‘嬴政的权力’已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的权利、法律的权利、制度的权利。谁手里的股份多，谁有法律的依据，谁能在制度的框架内运作，谁才有话语权。”
 

这场斗争，虽然惊心动魄，却也像一把手术刀，割除了他思想深处的毒瘤。
 
他再也不会轻易在报端公开表态“谁有资格都可以入主”。那一句话带来的后果，让他刻骨铭心。他明白了，一个公众公司的领导者，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股价、影响员工信心、影响公司的稳定。
 
他也再不会单纯地相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人才的引进固然重要，但企业文化的传承、创业团队的凝聚力，同样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那些“精英”们的背叛，让他痛彻心扉，但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信任与制度之间找到平衡。
 
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法治”二字的分量。在三新事件中，是法律帮他夺回了公章；在君安事件中，是法律帮他捍卫了公司的独立。没有法治的资本市场，就像没有规则的角斗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天道是悟出来的。挫折生智，艰难育勇。”他在笔记本上写的这句话，成了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对今天资本市场的反思
 
多年以后，当瞿建国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心中涌起的不仅仅是感慨，还有一种深深的“今不如昔”的感叹。
 
“当年的申华，股东会开在大剧场、万体馆，成千上万人参加，人山人海，气氛热烈。股东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老人，有普通职工，有拿着报纸研究公司报表的小散户。他们发言、质询、投票，真正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那种场面，才真正体现了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的形象——公司是所有股东的，不是哪个人的。”
 
可今天的资本市场呢？股东会往往寥寥数人，走个过场。市场环境变了，监管层的理念也不同了，公司当家人更难放手。表面上股权分散，实际上无法改变实际控制人。所谓的上市，只是股权上了市、筹了资，公司本身并没有真正“上市”——没有成为真正属于公众的公司。
 
“这让我越发觉得，当年申华的那些纷争、那些博弈，虽然让我身心俱疲，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段真实而纯粹的‘公众公司’实践。那种股东用脚投票、用手表决的鲜活场面，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他常常想：如果当初团队继续支持他寻找一个满意的“婆家”，今天的申华会是怎样？如果他当初放弃抵抗，申华又会是另一番怎样的光景？
 
这些假设，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不仅是一家公司的变迁，更是他生命中的一次淬炼。
 
爱女之心：申华如女，嫁人如业
 
在瞿建国的心目中，申华实业就像一个他亲手养大的女儿。
 
从木器厂时期的咿呀学步，到机电配件时期的懵懂少年，再到客运公司时期的亭亭玉立，最后成为“老八股”上市公司——这个“女儿”的每一步成长，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为她四处求教、走乡穿闹市、病房开会、废寝忘食；他为她筹备研究、募资争额、改制发股，在生死边缘徘徊之际，仍心心念念她的未来。
 
女儿长大了，成人了，漂亮了，自然要嫁人。提亲的人不断上门，有权势的，富贵的，不在少数。作为“父亲”，他希望女儿嫁一个好人家，有所归宿，有所前景。让位给“白马王子”，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嫁女儿哪有那么容易？三新实业是一个品行不端的“求婚者”，君安证券则是一个门当户对但脾气不小的“夫家”。每一次“婚约”的波折，都让这位“父亲”操碎了心。
 
“创业不易，交班更难。”瞿建国说，“而比交班更难的，是让一家公司真正属于公众。”
 
这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甘苦。从“亿元乡”副乡长到“老八股”董事长，从传统体制的“土皇帝”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守护者，瞿建国走的是一条险峰之路，也是一条淬炼之路。
 
如今，申华实业早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传奇。而瞿建国本人，也完成了从乡镇企业家到现代股份制企业家的完整蜕变。他用生命换来了一场实验——关于股份制、关于公司治理、关于法治、关于人性的实验。也使其生命中的心境、心智得到了新的升华。
 
那是一场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也是一段永远值得铭记的历史。
 

《生命之问》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7）： 生命在股权之争中焕发心智（中篇 ）

叶国英

南宋诗人辛弃疾曾在《鹧鸪天· 送人》一诗中写道“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这是诗人在中青年经历之后，面对猜忌，构陷、倾轧、排挤的世道，壮志未酬、雄心难展，有感而发的心声。瞿建在经历股权之争中似乎有所体悟。所幸，国家已为其开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背景，自己无需有壮志未酬的顾虑。但是，‘行路难’却进入了“蜀道之险”的考验。此前的权力地位全由上级安排行政任命即可。尔今，股权改制，资本的运作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旧规与延习。

 “宫廷政变”：七董事的围猎

 瞿建国回到申华的那一天，会议室里的空气凝滞如铅。

 七个他亲手招聘、亲手提拔的‘精英’，此刻正襟危坐，眼神里不再是往日的恭敬与顺从，而是一种陌生的冷酷。他们曾是瞿建国三顾茅庐请来的‘人才’，是不惜血本从市场上招募的‘职业经理人’。瞿建国给他们的，是高薪、高位、高度信任——委以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等核心职务。

 然而此刻，他们却成了逼宫的主角。

 “瞿董，您年纪大了，又移民国外，身体也不好，该享享清福了。”说话的是李伟荣，总经理，瞿建国最信任的人之一。

 “是啊，资本市场太复杂，公司各项目都不成功，太难了。”董云峰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怜悯、几分讥讽，“不如激流勇退，把位置让出来，我们与三新公司谈合作，对公司、对股东、对您都好。”

 七张嘴，七种腔调，却说着同一个意思——你该走了。

 瞿建国看着眼前这七张脸，又望了望窗外那片自己一手打造的厂区，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他忽然想起当初招聘这些‘精英’时，自己是怎样满怀期待地对他们说：“申华是一个舞台，你们尽管施展才华。”如今，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们，却联合起来要赶走导演。

更让瞿建国心寒的是，那批跟着他从乡镇企业一路打拼出来的‘老兄弟’——那些当年在车间里一起加班、在货车上一起推车、在门槛上一起睡过觉的创业元老——竟然对此毫不知情。他们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被边缘化，被架空。李伟荣等人早已在董事会内部串联，悄悄改变了权力的格局。

 ‘老兄弟’们被蒙在鼓里，而‘精英’们却已磨刀霍霍。

 瞿建国站起身来，环视一圈，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明白了。你们的意思是，我该走了。但是，申华不是我的申华，也不是你们的申华，是所有股东的申华。要走要留，股东说了算，法律说了算。”

 会议不欢而散。但瞿建国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资本的游戏：嬴政的权力已经失效

 那一夜，瞿建国没有回家。

 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公司法》和申华的公司章程，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读。香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窗外是浦东的夜色，那片他亲手开垦的土地上，灯火星星点点。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孙桥乡当副乡长的日子。那时候，他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村里的事、厂里的事，他一句话就能定下来。大家听他的，是因为他有威望，因为他能带着大家吃饱饭、过好日子。那种权力，是人格的权力，是威望的权力，是传统体制赋予的权力。

 但现在，申华是上市公司了。这种权力，已经失效了。

 在这个新的舞台上，取代“嬴政的权力”的，是冷冰冰的“资本的权利”。谁手里的股份多，谁就有话语权。李伟荣等人之所以敢反，是因为背后有三新公司的资本撑腰；而他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从这个新规则中解脱出来。

 “天道是悟出来的。挫折生智，艰难育勇。”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

 瞿建国终于想通了：他不再是一个可以靠威望和感情来管理企业的‘家长’，他必须成为一个真正懂得资本规则、法律规则的现代企业家。他要学会的，不是如何“管人”，而是如何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用法律的武器武装自己，用规范的制度约束权力，用资本的逻辑去博弈。

凌晨三点，他合上《公司法》，目光坚定。窗外，东方既白。

他拨通了律师的电话：“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我们有工作要做。”

解铃还须系铃人：法律的反击

接下来的日子，瞿建国开始了绝地反击。

他的第一步，是实地考察三新实业。他带着几个‘老兄弟’，南下广州，明察暗访。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三新实业虽然号称实力雄厚，但实际上是一家以贸易为主的公司，根本没有经营实体产业的经验和能力。他们看中的，不过是申华在上海浦东的深厚根基和土地资源。所谓“合作”，本质上是“吞并”。

第二步，是团结‘老兄弟’。那些被边缘化的创业元老，得知真相后，一个个义愤填膺。他们跟着瞿建国打拼了这么多年，从木器厂到机电厂，从客运公司到上市公司，每一寸江山都有他们的汗水。如今，‘外来和尚’要联合外人把申华卖掉，他们绝不答应。

“瞿董，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老兄弟们拍着桌子表态。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以法治理，寻求正义。

瞿建国和律师团队仔细研究了申华的章程和《公司法》，发现李伟荣等七名董事私自召开的董事会，在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存在严重违法问题。更恶劣的是，他们竟然私自占有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企图以“既成事实”来逼迫瞿建国就范。

“公章是公司的灵魂，绝不能落在他们手里。”瞿建国对律师说。

1996年初，瞿建国联合三名股东，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状指出：李伟荣、董云峰等七名董事私自召开的董事会产生的决议违法；私自占有的公章必须立即归还；其中三名董事未经股东大会通过，不具备董事资格，应予以取消。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诉讼。举证、质证、辩论、反驳——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博弈和较量。李伟荣等人聘请了上海最知名的律师团队，试图在法律上为他们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他们辩称，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董事长长期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利益而采取“紧急措施”。

但瞿建国的律师团队寸步不让。他们逐条引用《公司法》的条款，逐项指出被告程序的违法性。最关键的一点是：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才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任何绕过股东、私自召开的董事会都是非法的。而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其签字和盖章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法庭上的交锋异常激烈。旁听席上，坐满了申华的员工、股东和媒体记者。这不仅仅是一场官司，更是中国资本市场早期治理结构冲突的一个缩影。

 法槌落下：公章的归属

 经过漫长的审理，法院最终作出了庄严的宣判。

 法官当庭宣读判决书：李伟荣、董云峰等人召开的三次董事会，严重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的规定，5号、6号决议全部无效！

 判决书掷地有声，明确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法律原则：第一，股东大会才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其签字和盖章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判决书最后明确裁定：公司公章、财务章等一系列印鉴的使用权、保管权和处置权，全部归瞿建国所有。

 这意味着，李伟荣和董云峰手里拿着的那枚“抢”来的公章，从法律上讲已经变成了一块废铁。他们所谓的“独立王国”，在法律的铁壁面前，彻底崩塌。

 宣判的那一刻，旁听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瞿建国坐在原告席上，神色平静，但眼眶微红。他知道，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法治的胜利，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胜利。

 那七个违规任命的‘高管’，被依法罢免。三新公司的恶意收购计划彻底破产，灰溜溜地撤出了申华实业。那些曾经围猎他的‘精英’们，一个个黯然离场。而瞿建国对那些背叛者的处理，体现了大智大慧大慈大悲的心胸——他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依法依规，给予他们体面离开的机会。

 “当时的情景确实是非常激烈的，”多年后瞿建国回忆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理性地想想，也许是各种站在不同的立场，也有不明真相，也有个人私利，也有可能站在公司利益的立场上的争夺。这个往事，我也不宜太激烈地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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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完。下篇将讲述君安入主后的“君申之争”、中国首例大股东告董事案的诞生，以及瞿建国从乡镇企业家到现代股份制企业家的完整蜕变。）

《生命之问》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6）：生命在股权之争中焕发心智（上）

叶国英

随着自己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瞿建国对财富的掌控比之前自主、自如了不少。然而，当财富纳入资本市场，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之后，财富的利益关系便迈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新阶段，迫使其心力、心智、心境也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

车轮上的传奇：从亿元乡到“老八股”

瞿建国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1973年，他十九岁，在家乡浦东川沙创办了桥弄木器厂。木匠出身的他，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琢磨家具，硬是凭着聪明好学，在十六岁就成了木匠师傅。到了1983年，他领导的村办企业实现产值千万元、利润超过百万元，闻名全国。1986年，他担任孙桥乡副乡长，带领这个上海郊区的乡镇跻身中国首批“亿元富乡”之列。

然而，瞿建国并不满足。“总想着这种模式存在‘天花板’。”他说。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瞿建国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向的变化。他联合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27家企业，创建了一个跨省横向经济联合体——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率先践行股份制改革。

这一决定，意味着瞿建国要放弃之前的种种荣誉，甚至仕途。乡党委坚决不同意他辞职，全乡60个合作队的干部轮流到他家劝他，三百多位老人成天围着他，说什么也不让他走。瞿建国动情地说：“让我去吧！失败了，我回来种田；成功了，我回来报答你们！”

1987年3月，申华电工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负责人瞿建国辞去公职，就任董事长。股票面值一百元，发行一百万股。这是上海郊县第一家乡镇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里程碑。

但股票发了，却迟迟不能上市流通。性急的投资者想退股，瞿建国只好借钱来买股票，以至于自己持有公司不小的股份。为了股票上市的事，他常跑证券部，负责人希望他帮忙推销股权认购证，他又自己解决了一千张股权认购证的“包袱”。谁料，三十元一张的认购证后来炒到一万多元，瞿建国因此成了中国最早一批资产过亿元的个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而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作为首批“老八股”之一挂牌上市。

病房里的企业家：肿瘤与上市的双重倒计时

创业的路，是用命拼出来的。

为了申华电工的转型，瞿建国的生活节奏曾经是这样的：凌晨四点起床，骑自行车到公交车站，换乘公交车到市区，再步行几公里到政府部门排队办事。下午赶回工厂处理日常事务，晚上看文件、学政策、研究股份制改革方案。书不离手，报不离眼，案上文件，枕边刊物——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每一条信息。不懂股票，就请教专家；不懂法律，就请教教授；不懂政策，就请示领导。

拼，是真的拼。明明疲惫的身体已经靠近家门，他累得靠在门槛上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妻子早晨开门，看见丈夫像一捆柴一样倒在门槛上，随着门的推开倒了进来，含泪将他扶到床上。旧车上坡熄火，他用尽全力推车，烈日下一头栽倒，昏厥在车旁，被路人紧急送往医院。

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高烧十八天不退，医生会诊，CT显示纵隔有葡萄状肿瘤。良性还是恶性？生还是死？

这些问题压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无法承受之重。但瞿建国有一个本事：他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把注意力从“我有多痛”转移到“我还要做什么”上。在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病房里，他半靠在病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温度计。来看望他的人，没有听到一句唉声叹气，没有看到一丝愁眉苦脸。他和来访者谈的不是病情，而是申华的战略定位、业务开拓、人才选聘。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瞿建国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举贤选能、推陈出新”。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境，使他毅然“逃”离医院，将病魔从西医的手术刀下、转换到中药的汤剂之中。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与癌症的治疗几乎同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奇迹”也由此诞生。申华的成功上市与肿瘤的逐步消退，成了瞿建国生命中的又一生动见证。

“桃子熟了”：三次股权之争的序幕

古语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融资后的资产优化配置，需要企业向产量与质量、规模与绩效方向发展；需要向机制与人才、员工与股东、价值与回报方向去探索。

申华是典型的“三无概念股”——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外资B股，全部股份都是流通股。这种股权结构，使申华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容易被盯上的猎物。瞿建国曾公开表态：“上市公司本质上就是货架上的商品，只要有能力，对申华发展有利，谁都有资格争取入主，我均愿拱手让贤。”

不表态没事，一表态，就引来了严重的后果。员工人心不稳，老员工更是担忧。社会各色人等——投机的、投资的、善意的、恶意的，应接不暇。此时，瞿建国才真正认识到在股权之争的巨大利益面前，人心、人性的复杂，交易、交流的艰难，迫使其心智与心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第一次危机来自万科。1993年11月10日，“宝延风波”刚刚平息不久，深万科发布公告，称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申华实业135万股，占申华实业总股本的5%。王石、郁亮进入申华实业董事会。然而，这次合作并未持续太久。1994年，君安证券发表《改革倡议——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对万科参股申华实业大加指责。万科开始减持申华实业股票，1995年2月，王石退出董事职位，陈祖望、郁亮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95年10月23日，瞿建国收到一纸传真：“广州三新实业公司公告持有申华实业5%的股份，请速回。”翌晨，怀着一团疑虑的瞿建国回到公司，立即召见各位董事。然而，他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生疏、冷清乃至孤独的感觉。一批“老兄弟”毫不知情，而那些作为精英、不惜血本招聘并委以重任的“人才”，却一改往日言听计从的态度，眼神中透着冷酷和狡诈的狡黠。看似最熟悉的职员却如此陌生，理应最贴心的同伴却如此“敌对”。

他们围着瞿建国，像进行一场“围猎”。戏弄、劝退、威逼：“瞿董，您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是啊，资本市场太复杂，不如急流勇退，把位置让出来。”

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原以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却不料“外来和尚念歪经”。解铃还须系铃人。瞿建国决定：先实地考察三新，团结“老兄弟”绝地反击，以法治理寻求正义。

这一夜，他夜不能眠。摊开办公桌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他终于想通了那个让他痛彻心扉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会变得如此陌生？

以前作为乡镇企业时，瞿建国对申华有相对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大家听他的是因为他有威望，因为他能带着大家吃饱饭。但现在，申华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另外一套行使权力的规则，谁手里的股份多，谁就有话语权，这就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铁律。

《生命之问》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5）：生命的第二大因素—财富（下） 悟道与归结：厚德载物，慈济天下

叶国英

申华上市后，瞿建国有了财富。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财富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形态，而在于你如何运用它去成就什么。

瞿建国对“取财之道”的理解日渐深刻。

他常思：珍视劳动所得，当如珍视至亲至爱，须怀坦荡之心，不存半分私念。真正懂得财富意义的人，不会贪图不义之财；真正珍惜劳动成果的人，不会挥霍无度。肆意挥霍者，实则从未真正理解财富的来之不易。所谓“有道”，核心便是一个“敬”字——敬畏劳动、敬畏规则、敬畏社会。你若真诚对待每一分劳动所得，它便会以正当的途径回馈于你，该是你的，终会到来。你敬重什么，便会吸引什么。为何有人终其一生劳而无获？或许并非不够努力，而是将欲望错当成了目标，将贪念误认作追求。

所以，财富不是凭空“挣”来的，更不是巧取豪夺所得——它应当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服务社会而自然结出的果实。

正因如此，有些人虽一时坐拥巨资，却因来路不正、德不配位，终究难以守住，反致前途尽毁、身心俱损、乃至身陷囹圄。原因就是那些财富，并非源于正当付出与正道经营。

这就是他的深层体悟：厚德载物。 这个“德”，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993年，他将创业获得的第一桶金100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出，创立了国内首家个人捐资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此后又分别捐资成立上海市自然与健康基金会、细胞产业发展基金会。三十多年来，他累计捐赠数亿元，持续资助了数百个项目，惠及万千百姓。2009年和2023年分别荣获“上海慈善奖”和“慈善楷模奖”。

他修路——把桥弄村的烂泥路修成煤渣路，打通各条连接生产队之间的路。他说：“大路大富，快路快富，无路不富。”

他架桥——在川沙的河道上修建了多座桥梁，让乡亲们不再绕远路。

他办学——全资捐建希望学校两所，在包括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设立奖学金和专项基金。

他敬老——张江环东敬老院、新华老年公寓，长期资助老人累计超过一万人次。

他还出资修复了浦东最古老的、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三王庙(现为碧云净院)。

他信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话听起来简单，但他用了一辈子去践行。他从父亲的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活着，不一定要有多少财富，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穷的时候不偷不抢，富的时候不忘本。

很多年后，有人问瞿建国：“你这一辈子，拥有多少财富？”他没有回答那个数字。他说的是另一句更重的话：“任何差错均与自己不当相关，须自我担当，不要怪罪他人；任何成就均与他人帮助相关，应时常思恩。”

生命与财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说到底，生命与财富的关系并不复杂：以合乎道义的方式获取财富，用德和善的心对待财富。道是合乎义理与规律，德是心怀善念与担当。

很多人一生也未必真正明白“行取应有道，施出须以德”这个道理——若不通道理、不行正道、不积善德，人生便只能如此了。

回望来路，贫穷曾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但瞿建国经过自己的努力，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和“正能量”，他努力将压力激发出意志、自信、坚毅、动力，使生命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胸襟、智慧和眼界。

这或许便是生命与财富的一种更高的境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如何得来、如何运用、如何超越。从白手起家到创造亿万财富，从走街串巷的小木匠到“老八股”的创始人，再到荣获国家慈善奖的慈善家——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在重新定义财富的意义：它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创造更多价值的。不必在意胡润百富榜的排名，不必用物质炫耀，真正的财富藏在心里、用在民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厚德载物，慈济天下。”

这十六个字是他对“生命与财富”这个命题的郑重回答。作为悟道之人，袖里乾坤、眼底风云。仰天而笑、俯地而思。一句禅语，植根慧心：所谓“手中有钱、心中无钱”。并不是否定财富，而是在更面来认知财富。

而在文末，提出的两个问题，值得每个人去思考：

一是，幼年贫困种下的“不贪”种子，究竟是幸运的枷锁，还是觉悟的起点？

二是，当一个人尚未“得财”时，如何先“得道”？“道”是财富的因，还是果？

这两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答案，在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的选择与行动之中。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4）：生命的第二大因素—财富（中） 守志与觉醒

叶国英

1973年，瞿建国十九岁。他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在跳动——乡镇企业的苗子开始冒出来了。

他带头创办了桥弄木器厂。没有厂房，借用村里的仓库；没有资金，东拼西凑了几百块钱；没有工人，他一个人既当厂长又当师傅又当学徒。第一批产品做出来，他一件一件地检查，用手指摸每一处拼接的地方——光滑的过关，不平的拆了重做。木器厂的订单从村里扩展到镇上，从镇上扩展到县里。不是因为他是“厂长”，是因为他的家具比别人结实、比别人好看、比别人耐用。他又先后在村里成立了塑料厂、服装厂等多家企业，修了村里的第一条煤渣路。“要想富，先修路”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桥弄村实实在在的改变。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木器厂厂长升任工业大队长，业绩斐然，再挑担副乡长直至“体制内”。虽然家里依然一贫如洗，但他从不贪钱财，在岗位上连亲朋好友送的礼物也全部捐送幼儿园、捐送贫困老人，尽力做到丝毫不贪、不占便宜。

他曾立下志愿：只求事业有贡献，不为钱财去拼命。年轻时，他就希望“出人头地”——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作贡献，为集体创事业，为后人做榜样，为百姓谋幸福。

1984年，他被任命为孙小桥乡副乡长兼工业公司总经理。1985年，孙小桥乡成为上海仅有的两个“亿元乡”之一。但他没有停。1986年，他联合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二十七家企业，创建了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连华西村的吴仁宝也加入了。两位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农村能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然而，这次横向经济联合失败了。漆包线滞销，用人失误，官司缠身，二十七家企业纷纷退出。瞿建国把大家找来，当众宣布：“大家拿出多少钱，就退回多少钱。所有的损失，我们申华电工来承担。大家好聚好散，买卖不在，情意长存。”联盟散了，钱没了，债背了，人散了。但他没有倒下。他辞去了副乡长职务，放弃了铁饭碗，二次创业，创办了申华实业。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申华实业成为首批挂牌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股票代码“600653”。那一刻，那个曾经在南京路上捡废木料的农村小木匠，他的公司股票可以在交易所里公开交易了。

上市之后，瞿建国没有住进大房子、坐上高级轿车，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依然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有人不解：你都上市了，还这么拼干什么？他说：“上市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以前是对几百个乡亲负责，现在是对成千上万个股东负责。”

那几年，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不买豪车、不配秘书、不搞特殊。出差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饭在路边小店解决。申华实业的财务报表干干净净——每一笔支出，都经得起查；每一分利润，都对得起人。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钱是社会的，暂时放在我这里而已。我只是一个保管员，不是拥有者。”这句话，在他后来的几十年里，一再被验证。

也正是这份清醒，让他面对那笔突如其来的财富时，没有迷失，反而生出了警觉。

1992年底至1993年初，当他在“认购证”上稀里糊涂地赚了上千万元“横财”时，反而有些心怀不安、满是困惑。这笔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与他几十年流汗、流泪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不同——它没有木屑的味道，没有汗水的咸味。他感到的不是欣喜，是不安。

最后，在领导、朋友和家人们的支持下，他把这笔当时的“巨款”全部捐出，成立了新中国首家以个人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这就是他人生的观念转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有人问他创业的关键是什么，他说：“创业不能为了钱，为了钱去奋斗，最终必败无疑。钱是成功的结果，并非成功的要素。很多人脑子里做着财大气粗的梦，这是创业失败之根源。”他还说：“人总会遇到一些意外，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比如因为头痛放弃了度假，手烫伤放弃了宴席。看似坏事，也许是上等的好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天继续下去还会发生什么。要是没有那些‘不好’的影响，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今天？”

这就是他的“取之有道”——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赚损害社会的钱，不赚违反政策的钱。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时代。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3）：生命的第二大因素——财富（上） 开蒙与初心

叶国英

古语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生命中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衣食住行”，财富不仅关系生命的生存，也关系到礼仪荣辱。对待财富，中华民族不乏以“道德义节”一以贯之的人。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思更是将“穷”激发出意志、自信、坚毅、动力，使生命焕发出激情、胸襟、智慧和眼界。

在瞿建国看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话更成了瞿建国生命中对财富观的核心。

若以财富的体现之一的钱而言，在一个五岁落水差点溺亡的孩子眼里，钱是母亲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买药钱；对于一个十五岁被电击昏迷的少年来说，钱是乡亲们凑出来的挂号费；对于一个十九岁被切除脾脏的年轻人来说，钱是每一次住院必须凑齐的押金。

瞿建国对钱的认识，从来不是抽象的。启蒙之初心：家徒四壁中的“立身之根”。

瞿建国的家族中有两个爷爷。一个是他的亲爷爷，一个是爷爷的哥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川沙、南汇一带，兵荒马乱。为了生计，两个爷爷结伴去南汇买米——但日本侵略者在那里设了封锁线，规定谁越过封锁线偷米，就要砍头。那一次，两个爷爷被抓住了，砍了头。头被挂在篱笆上示众。这件事在当地有历史资料可查。

此后，整个瞿家便陷入了极度的贫困。父亲瞿六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父亲和伯父，家里没有任何依靠。因为家里是“生意人”，在那个年代反而被人瞧不起。瞿建国还在童年时，奶奶就告诫他：“不要去做生意，争取出人头地。”他问奶奶怎么才能出人头地？奶奶说：“要做工程师，要学门手艺，可以从木匠开始，千万不要攒不应该攒的钱。”

幼年时家里养不起他，他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婆和奶奶的理念基本相似。他小时候很笨，七八岁了，数到10都数不清，别人家孩子都能上学了，他还做不到。大约六岁时，母亲带他去离家不远、很有名的盲人算命先生家，先生算出他“是捏笔头吃饭的”。母亲追问“捏笔头”前途如何，先生说：“笔下一批，要啥有啥。”母亲一直认为没算准，白花了两毛钱，心疼了好多年。

近8岁时，外婆送他去了陆家寺堂里念书，其余几年是在三王庙学校里读的。

有两件幼时小事，令瞿建国刻骨铭心，像暗夜里的灯，照着他后来几十年的路。

第一件，不足10岁时，瞿建国有一次回家见母亲，母亲让他带些新鲜蔬菜沿途卖掉，希望能赚点钱。那天，瞿建国起了个大早，带了些青菜，从家到寺堂学校约一个小时的路程，沿途菜没卖掉，反而迟到了。课间被叫到办公室受教育，当班主任知道他的情况后，告诉他上学的学生是不能做生意的。但老师却说老师是城里人，很喜欢乡下的新鲜蔬菜，可以卖给她，不要卖给其他人。自那以后，瞿建国基本上每星期一从家里带菜卖给班主任，直至三年级转学时，从其他老师那里才得知——班主任买的那些蔬菜，全部送给了食堂，她是在默默地帮他。那一瞬间，瞿建国明白了：这世上的财，有些是交易，有些是善意。

第二件，八九岁时，瞿建国会在村庄里捡鸡粪卖钱。事实上，鸡粪也不好拣。有一次，瞿建国和小伙伴们翻墙到一户富人家鸡窝里去偷鸡粪，被发现后主人搜他们的身，问他们偷了多少鸡蛋。他们老老实实地把袋子里的鸡粪交了出来。主人得知他们的家境和目的后，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允许他们经常去他家取鸡粪。尽管一大包鸡粪卖给供销社才得几分钱，但幼时的他却刻下了一个认知：取财不易，什么路是应该走的，什么路是绝对不能走的。

父亲是个木匠。瞿建国看着父亲拿起锯子和刨子，给家里修修补补。他忽然觉得，这才是他该做的事。十一二岁，他开始跟着父亲学木匠。父亲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凿子一样结实：“手要稳，眼要准，心要静。木头不会骗人，你给它多少功夫，它就给你多少回报。”

瞿建国似乎在木匠方面有天赋，也许遗传了父亲和叔叔的手艺。还没成年，他已经成了师傅，队里任命他可以带徒弟。当比瞿建国大好几岁的人叫他“师父”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很高大——真的出人头地了。他挨家挨户地做活，造房子、租家具、修门窗，手艺好，人实在，从不偷工减料，从不虚报工时。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泡出来的。很快，他这个“小木匠”在当地的名气也响了起来。

瞿建国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不欠、不借、不偷、不抢。实干流汗，初心如镜。

这就是他人生中对财富的原始萌芽：从家徒四壁、饥肠辘辘，到靠学艺求生、自立自强。那个“立”，就是不假、不偷、不抢——流汗流泪，干干净净。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2）：生命的开蒙，碳基生命的“九九九”之数（下）

叶国英

三、生命的九项基础活动

九大结构、九大指标——最后要问的是：这具身体，一生中到底做了些什么？

以下九组数字，是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七十岁的生命总量。它们不是精确的统计，而是大致的人生画像。每一组数字背后，都是一段真实的生活。

活动一：成家(伴侣)——生命的根基与归宿

家是生命的基地。

对大多数人而言，婚姻的最高境界，便是成为彼此的 “伴侣” 。

何为“伴”？ 那是生命结构的相互嵌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夫妻之间，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在岁月长河中相濡以沫，于命运浮沉里休戚与共。这是身体与灵魂的相互托付，是风风雨雨中始终并肩的身影。

何为“侣”？ 那是精神世界的同频共振——两个“口”，要有共同的语言。道相同，共为媒。既要容得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相融，也要守得住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情趣吻合。这是日复一日的对话，是灵魂深处的相知。

瞿建国的婚姻与家庭是完整的。他娶妻生子，血脉得以延续。在他那些高烧的八月、奔波的十月、焦虑的十一月——是“家”这个字，为他筑起了最后的防线；是“伴侣”这个人，为他点亮了归途的灯。

一生中，关于家庭生活及互为伴侣，是共同抵御岁月漫长的重要连接，是那份“我在这里，我们在一起”的生命确认。家不仅是一个容身之所，更是这具残缺身体得以一次次修复、一次次重新出发的生命基地。

活动二：憩息——约二十万小时

人生的三分之一在休整中度过。二十万个小时——这是生命给自己最大的修复期。我们将这称为“憩息”，它不仅是生理上的睡眠，更是精神的沉淀与能量的蓄积。

瞿建国的睡眠与休整能力是正常的，甚至比大多数人更好。他学会了在高压下快速恢复。别人在失眠中消耗生命，他在安然的憩息中储存能量，在静笃中重置身心秩序。二十万小时的休整，每一次闭眼都是对破碎的修补，每一次睁眼都是对征途的重启。

活动三：饮——约五十五吨

每天两升水，七十年约五十一吨，加上各种汤、饮料——五十五吨。

水是生命之源。人体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水，血液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瞿建国喝的五十五吨水，是全屋净水系统处理过的——这是他创办的开能健康提供的。他研究水、理解水、驾驭水。五岁时水差点夺走他的生命，七十岁时他让干净的水流入千家万户。

活动四：排——约四十四吨

喝进去的五十五吨水，大部分会排出来。

排尿是人体最基本的代谢与排泄功能。瞿建国的泌尿与代谢系统没有出过大问题——在经历了脾切除、高烧、肿瘤之后，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四十四吨的排泄量，意味着他的身体循环系统在半个多世纪中保持了基本的通畅，完成了新旧更替的繁杂劳作。

活动五：行——约十五万公里

每天六公里，七十年约十五万公里——绕地球赤道近四圈。

瞿建国行走的总量，远超十五万公里。创业那些年，他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停地走，在工厂和机关之间不停地走。他在外白渡桥上走到昏倒，醒来后继续走。他走的每一步，都在把一张张图纸变成一座座厂房。

活动六：食粮——约十三吨粮食

每天半斤米面，七十年约十三吨。

民以食为天。十三吨粮食——是这具身体燃烧了七十多年的基础燃料。瞿建国吃粮食是正常的——他没有因为疾病而失去食欲，也没有因为忙碌而放弃进食。他知道，这具身体需要燃料，而粮食就是最质朴、最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活动七：工——约八万小时

按每天八小时、每年工作二百五十天、四十年职业生涯计算。

瞿建国的工作时间远超八万小时——他的工作强度、密度和持续时间，都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他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他的生命倒计时比普通人更紧迫——医生说他“争取活到四十五岁”，他从那时起就拼命工作，从未停下来。

活动八：食蔬果——约十六吨

每天六两蔬果，七十年约十六吨。

在中医的调理下，瞿建国知道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十六吨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来源，也是“扶正祛邪”生命智慧的一部分。

活动九：食盐——约七百斤

每天五到六克盐，七十年约七百斤。

盐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过量则伤身。瞿建国的血压在七十多岁时依然正常——他吃了一辈子的咸淡，把咸淡控制得刚刚好。

下篇小结

九组数字——成家与伴侣、二十万小时憩息、五十五吨水、四十四吨代谢排出、十五万公里行走、十三吨粮食、八万小时工作、十六吨蔬果、七百斤盐——这就是一个人活过七十年的“生命账单”。

一个脾脏缺失、免疫缺陷、每年高烧、三十七岁被宣判开胸的人——他的九项生命活动数据，和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几乎一模一样。

但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这些数字本身，而是他度过它们时的状态——是潦草应对，还是全然投入；是随波逐流，还是心知所向。

瞿建国常与同事分享一个观点：每个人由“三个人”组成——行为人、思想人、心人。行为人最感性，常被欲望驱使；思想人左右权衡，是理性的战场；心人本善，是良知的源头。大多数人的错误，在于“行为人”的权力太大，指挥了脑袋、领导了心性。

真正的正道，是让“心人”做主，指挥“思想人”的理性，再由理性去领导“行为人”的行动。如此，心正→思正→行正，人便立于不败之地。

这意味着：生命不是一个完美的容器，而是一场从不完美的起点走向不完美但完整的终点的旅程。

完美是静态的，完整是动态的。完美要求“不缺”，完整允许“缺了但补了”。完美看的是“有没有”，完整看的是“还能不能”。

瞿建国用残缺的身体，活出了完整的人生。他的脾脏缺了，但他的事业没有缺。他的高烧没断过，但他的思维没有断过。他的肝脏曾经硬过，但他让肝脏软了回来。

九大结构、九大指标、九大活动——九九归一。

这个“一”，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让“心人”做主的人。就是那个五岁溺水、十五岁触电、十九岁切脾、三十七岁肿瘤——却依然活着、依然工作、依然创造、依然给予的人。

结尾

草木荣枯，鸟兽往来，生灵皆循生灭定数。一株树从发芽到枯萎，一只鸟从破壳到归巢，它们的生命轨迹，由天定，由地定，由基因定。它们不会问“我为什么活着”，不会为昨天懊悔、为明天焦虑，也不会把经验写成书、把精神传给后代。

唯有人类不同。

自鸿蒙一点精血成形，于母体之中孕育滋养，脱胎落地之后，从懵懂孩童长成——知喜怒、明善恶、通诗书、怀理想。一步步舒展灵魂，拓开属于自己的天地。

人会问：“我从哪里来？”会问：“我要到哪里去？”会问：“我这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瞿建国先生的一生，就在回答这些问题。

他被水淹过，被电击过，被虫侵过，被刀逼过。他的身体残缺了一块，他的生命被宣判过倒计时。但他用九大结构支撑了理想，用九大指标证明了可能，用九项活动填满了岁月。

寿命长短，从来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

纵如朝露般短暂，人却能观天地、思古今、铸精神。短短数十载，承载思索、温情与追求——这是任何其他生灵都无法做到的。天地造物万千，再精巧的器物、再悠远的异兽，都不及一段完整的人生来得玄妙动人。

这便是身为万物之灵，独一份的生命奇迹。

不是因为他活了多少年，而是因为他用这些年，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躲过了四次死神，而是因为他每一次活下来之后，都没有辜负活下来的时间。

他是万物之灵中的一个。他用自己的残缺，证明了完整的可能。用自己的有限，创造了无限。

这，就是(碳基生命的九、九、九之数)所要告诉的最后一件事——生命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怎么活”。

这是天地造化赋予人类最独特的一份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得上的尊严。

(未完待续：下期：《生命之问》纪实连载十三 生命的第二大因素——钱)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1）：生命的开蒙，硅基生命的“九九九”之数（中）

叶国英

二、生命的九大基础指标

大多数人对生命的认识，是从“出了问题”开始的。

五脏六腑平日里无声劳作，健康状态下没有痛感，长期平稳运行，便让人习以为常。脏器受损是缓慢累积的过程——气血亏虚、细胞退化初期不易察觉，等到问题集中爆发，人们才猛然警醒。于是，住进医院、面对病痛、临近生命终点，内心才涌起愧疚与懊悔。

瞿建国比大多数人幸运——或者说，比大多数人不幸——他在五岁那年就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了。四次生死之劫，让他比任何人更早地明白：身体不是“哪里痛医哪里”的零件堆砌，而是一个整体。长期的焦虑会损伤脏腑，精气神决定着自愈能力。这些道理，大多数人病了才懂，他活着就开始懂了。

理解了这九大结构，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个结构的“性能”如何衡量？

就像一台机器有运行指标，一辆车有性能参数，我们的身体——这个最精密的“硅基生命体”——也有它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生命的状态报告。

瞿建国先生用他残缺的身体，给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体检报告。以下九个指标，不是医学教科书上的标准，而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重新定义的。

指标一：体温调控能力

正常人的体温在36.5℃～37.2℃之间波动。但瞿建国的体温系统，在脾脏切除后出现了严重的失调——每年八月，体温升至三十九度以上，必须住院治疗。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他的发热频率大幅下降。身体学会了与炎症共处，学会了在失控的边缘找回平衡。他的体温调控系统，像一个曾经失控的引擎，被重新调校了。

这不是药物的功劳，是身体在长年累月的“高温压力测试”中，自己摸索出了新的温度调节算法。

指标二：免疫功能状态

脾脏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是免疫系统的重要枢纽。切除脾脏后，免疫力大幅下降——感冒频发，无名低烧成了常态。

五十余年过去了。他仍然活着，而且很少感冒。其他免疫器官——淋巴结、扁桃体、骨髓——重新“布线”，承担了脾脏的部分功能。

这不是奇迹。这是代偿。是生命在失去一个部件后，让其他部件分担了它的工作。

指标三：代谢健康水平

大多数人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是代谢综合征的核心表现。

但瞿建国在七十多岁时，体检报告显示：血脂、血压、血糖全部正常。他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饮食、运动、心态、工作节奏的综合调整，把自己的代谢系统重新“驯服”了。

一个脾脏缺失的人，代谢水平比大多数完整的人更健康——这是对生命最好的回答。

指标四：心脑血管功能

十万公里长的血管，四到五升血液，日夜不停地奔流。瞿建国的心脑血管系统，经历了三十年的高烧考验——高温使血管扩张、心脏负荷增加。但他没有中风，没有心梗，大脑清晰如常。

血管没有堵过，心脏没有停过。这份成绩单，属于一个被宣判“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人。

指标五：运动能力

七十多岁时，他行动自如，体力充沛。他的四肢没有被疾病定义，被他自己的意志定义。

他在外白渡桥上走到昏倒，醒来后继续走。他从乡村走到城市，从制造业走到生命科学。十五万公里的生命历程——每一步都在证明：运动能力，是生命力最直接的表达。

指标六：睡眠质量

人生的三分之一在床上度过。瞿建国在高压下仍能快速恢复。他学会了在高压中睡觉，在压力中休息。别人在失眠中消耗生命，他在睡眠中储存能量。

二十万小时的睡眠，是他重启生命的开关。

指标七：消化吸收功能

脾脏切除后，消化系统承受了额外的压力——脾主运化，失去脾脏意味着运化功能的减弱。但他的胃肠康健，饮食如常。他用几十年的自我管理，让消化系统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正常运转。

十三吨粮食、十六吨蔬果、五十五吨水——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消化系统从未放弃过的努力。

指标八：心理韧性

经历四次濒死体验，无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最令人惊讶的指标。大多数人经历一次濒死体验，都可能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他经历了四次，却依然心理健全。

他把恐惧转化为燃料，把创伤转化为智慧。这具身体最强大的器官，也许不是大脑，而是那颗不肯认输的心。

指标九：社会功能

持续创造价值，持续输出善意。这是最难量化的指标，也是最重要的指标。一个生命是否“活着”，不仅看心跳和呼吸，更要看他是否还在与世界互动。

瞿建国在七十多岁仍然在工作、在创造、在输出。他的社会功能，没有被疾病削弱，反而在疾病中生长得更强大。

中篇小结

这九个指标，不是某一个医生能给他的。是他对自己生命负责的结果。

一个脾脏缺失、免疫缺陷、每年高烧的人——他的生命指标，比大多数完整的人更优秀。这就是“硅基生命”的代偿能力、适应能力、再生能力。

理解了这九大指标，我们便可以进入最后一个维度——这具身体是如何度过一生的？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0）：生命的开蒙，硅基生命的（九、九、九）之数（上）

叶国英

一、生命的九大基础结构

你懂得自己的生命吗？

瞿建国在经历四次生死之劫后开始自问。牛头马面押了他四次，黑白无常勾了他四次，阎王爷在生死簿上为他划了四次。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他想哭、想笑、想泪流满面。他太感恩了！

他的后天条件已经够差了——而先天条件，也就是遗传基因，更差。父母分别患胰腺癌、尿毒症逝世。这样的生命，依然顽强地活着。他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问头脑、问心脏、问肺腑、问骨骼、问血、问筋、问细胞——问她所有构成，明她所有功效，懂她所有需求。

两千三百年前，楚国屈原在《天问》中提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那种探索、坚韧、自信，值得他敬佩和学习。静下心来，瞿建国开始自问：

那个每天陪你醒来、陪你入睡、陪你呼吸、陪你心跳的身体——你了解它吗？

你的头，装着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每分每秒都在处理信息、发出指令。你的骨骼，二百零六块，撑住了你几十年，却很少有人对它说过一声谢谢。你的筋脉，四千余条，连接着肌肉与骨骼，让每一个动作成为可能。你的四肢，陪你走过几十万公里的路，握过无数双手，却总是在酸痛时才被想起。你的五脏六腑，日夜不停地工作，从未请过一天假。你的七窍八骸，让你看见、听见、嗅到、触摸、站立、行走。你的十指，创造了多少东西，写下了多少文字。你的细胞，三十七万亿个，每一个都在为你活着、为你工作。你的血液，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中奔流不息，一刻不停。

每一个组成部分，每分每秒，都在为你活着而工作。你数过吗？你谢过吗？你懂过吗？

少年不会懂。那时身体崭新如初，怎么用都不坏。中年忘了懂。那时太忙——忙着赚钱、养家、升职、应酬。老年不能懂。那时想懂了，但身体已经老了。大多数人活了一辈子，都不懂得生命的辛苦。那个陪你最久的身体，却成了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痛了、病了、难受了——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了。才知道对生命的透支、轻视、遗憾、后悔——是什么滋味。

瞿建国是痛定思痛、生劫思生，所以他比众人更迫切、更认真、更求索地开始生命之问。

让我们跟着他，重新认识这个被我们寄居了数十年的“房子”。

一、头

头，是身体的司令部。

现代解剖学告诉我们：一个成人的大脑约重一点四公斤，包含约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可以与其他神经元形成数千个连接。理论上，一个人的大脑中可能存在的神经连接数量，超过整个宇宙中恒星的数量。

在中医的视野里，“头”是“诸阳之会”——所有阳经在头部交汇。它是“精明之府”——精神的居所。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看他的头是否挺拔；一个人有没有主见，看他的头是否坚定。

瞿建国的大脑，在过去七十余年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五岁溺水——大脑缺氧。十五岁触电——电流穿过神经。十九岁切脾后的三十年——每年八月高烧至三十九度以上，每一次高烧都是对大脑的“高温压力测试”。三十七岁纵隔肿瘤——身体极度虚弱，低烧不退。

教科书会说，这样的经历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记忆力减退。但瞿建国的大脑没有服从教科书。他创造了六百余项专利，领导了多家上市公司，策划了无数复杂的商业决策。七十多岁时，思维依然清晰，逻辑依然严密。

大脑可塑性——这是神经科学的名词。但瞿建国更愿意把它叫做：脑子越用越好用。

二、目

眼睛，是身体的窗户。

人眼约有一点二亿个感光细胞，能够分辨约一千万种颜色，能够在黑暗中感知一根蜡烛的微光。中医说“目为肝之窍”——眼睛的健康，反映肝脏的功能状态。

瞿建国的眼睛，见过太多东西。五岁那年，透过浑浊的河水，他看见了那道从天而降的白光和那根绳子。十五岁那年睁开眼，看见的是母亲和乡亲们红肿的眼眶——他们喊了一整夜。十九岁醒来，看见的是病房天花板上白色的灯管。三十七岁，他在CT片子上看见了自己胸腔里那串葡萄状的阴影——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敌人。

后来，他看见了更远的东西——看见了乡镇企业的困境，看见了股份制改革的窗口，看见了千家万户水龙头里的隐患，看见了生命最底层的奥秘——细胞。

这双被高烧灼烧过无数次的眼睛，看得比谁都远。

三、腔(颅腔、胸腔、腹腔)

三腔——颅腔装大脑，胸腔装心肺，腹腔装肝脾肠胃。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

瞿建国的三腔，全部被侵犯过。颅腔——电流穿过，高烧熏蒸。胸腔——纵隔肿瘤，几乎被打开。腹腔——脾脏切除，肝脏纤维化。三腔之中，没有一个逃过劫难。但他活下来了。三腔中的每一个，都在劫难之后找到了新的平衡。

四、肢(四肢)

四肢，是人与世界互动的工具。

瞿建国的四肢，青年时代修理过机器、拆卸过钻机、驾驶过旧车。他的双手被电流死死吸住过，却在松开之后握住了更大的东西——一个企业的方向盘，一个时代的机遇。他的双脚在外白渡桥上走到昏倒，却在醒来后继续走向更远的地方。

从川沙的乡村，走到浦东的开发区，走到资本市场的中心，走到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四肢所丈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个人的疆域。

五、脏(五脏)

心、肝、脾、肺、肾——五脏。

中医说“心主血脉”“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主气”“肾主藏精”。每一个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瞿建国的脾脏，在十九岁那年被切除了。在中医看来，脾是“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主统血。失去脾脏，意味着“后天之本”的缺失。但他用五十余年的生命证明：一个器官的缺失，不等于一个功能的消失。其他脏腑在缺了脾的情况下，重新“布线”，重新分配任务，重新达成平衡。代价是高昂的——三十年的八月高烧，就是身体寻找新平衡所支付的学费。

六、腑(六腑)

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六腑。

它们是消化、吸收、排泄的系统。胃受纳食物，小肠分清泌浊，大肠传导糟粕，膀胱贮藏尿液，胆贮藏胆汁，三焦通行元气。瞿建国的六腑，在三十年的高烧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高烧导致食欲下降、消化功能减弱、排泄紊乱。但他用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中药调理，让六腑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正常运转。

七、窍(七窍)

双眼、双耳、双鼻孔、一口——七窍。

它们是人与外界信息交换的通道。瞿建国的七窍，耳朵听过最撕裂的哭喊——母亲喊了一整夜的“魂归来”；眼睛看过最冰冷的报告——CT片子上那串葡萄状的阴影；口鼻尝过最苦的药汁——那些以正辅、配方、辅正、却邪的中药。

但他用这七窍，也感知了最辽阔的世界——看见了浦东的崛起，听见了资本市场的钟声，闻到了田野的芬芳，说出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话语。

八、骸(八骸)

头骸、脊骸、胸骸、腰骸、上肢骸、下肢骸、关节骸、末梢骸——八骸，是人体骨骼的八个主要部位。二百零六块骨骼，构成身体的框架。每一块都有不可替代的结构功能。

瞿建国的骨骼，在每一次倒下后都重新站了起来。五岁溺水，站起来。十五岁触电，站起来。十九岁切脾，站起来。三十七岁肿瘤，站起来。每一次站立，都是骨骼在履行它的承诺——支撑这具身体，直到最后一刻。

九、胞(细胞)

三十七万亿个细胞——这是现代生物学给出的数字。

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小的生命体——有边界(细胞膜)，有指挥中心(细胞核)，有能量工厂(线粒体)。它们分工合作，构成了这个叫做“人”的存在。

瞿建国先生在七十岁高龄时创办了“原能细胞”——一家专注于细胞存储与生命科技的企业。这不是老年人的异想天开，而是他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最深刻回应。如果生命的基础单元是细胞，那么，保护好细胞、存储好细胞、研究好细胞——就是保护生命最底层的根基。

上篇小结

一头、二目、三腔、四肢、五脏、六腑、七窍、八骸、九胞——这就是我们寄居的“房子”。

这所房子不完美。墙上有一个大洞——脾脏的位置空了。屋顶被高烧熏过三十年。地基曾被肿瘤威胁过。但它依然稳固，依然结实，依然在支撑着一个不放弃的生命。

理解了这九大结构，我们便能够理解接下来的问题：生命是如何被测量的？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9）：生命的逆向思维（下）

叶国英

三灶浜的冰水，冷得像刀子扎进骨头。五米深的黑暗里，他憋着气用手摸索船体，一次，两次，三次。当他被乡亲们从水里拉上来，裹着棉被烤火时，手还在发抖。但心里是定的——船捞上来了，航道通了。

那一刻，他在发抖中确认了一件事：当一个人把“我应该死”变成“我值得活”的时候，他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他没选最安全的路。如果选最安全的，他应该留在岸上，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下去。但他说了那句让所有人沉默的话：“我的寿命不长了，理应我来下。”

那不是一时冲动。那是十九岁切脾后，医生那句“争取活到四十五岁”在他心里反复发酵后，结出的一个果实。既然时间比别人少，那就应该比别人多做点事；既然风险总要有人担，那就让时间最少的人来担。这个逻辑，在冰水里被淬炼成了一块铁，此后五十年再没有变形。

现在再回看那四次逃生——五岁溺水、十五岁触电、十九岁切脾、二十岁冰水潜船——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不是运气好，也不是命硬，是一个共同的选择模式：每一次，他都没有选那条“最安全”的路。

五岁溺水，那个阿姨选了“用竹竿去淘”，而不是“我不敢”。十五岁触电，母亲和乡亲们选了“喊一整夜”，而不是“准备后事”。十九岁切脾，医生们选了“做手术”，而不是“保守治疗”。二十岁冰水潜船，他自己选了“理应我来下”，而不是“让别人去冒险”。三十七岁患肿瘤，他选了“逃离医院、中医调理”，而不是“打开胸腔”。

这些选择的共同逻辑，后来被他用在所有创业决策中：当别人搞加工时，他搞园区；当别人等做大再上市时，他改制上市；当别人卖净水器时，他卖“全屋净水”的理念；当别人退休养老时，他创办细胞公司。每一步，都更复杂、更难、更疯狂——但更值得。

“安全”和“值得”，从来不是一回事。大多数人选安全。他选值得。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瞿建国是一个不怕死的人。

不是的。他怕死。五岁溺水醒来后，他做了很久的噩梦。十五岁触电昏迷醒来后，他好几个月不敢碰任何电器。二十岁冰水潜船后，他裹着棉被烤火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三十七岁肿瘤确诊后，他在病房里一个人坐了很久，想着如果手术失败了，谁来照顾他的家人。

他不是不怕死。他是把“怕”变成了“用”。

“怕死”是本能。但“怕”这股能量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缩回去，小心翼翼地活着；另一种是冲出去，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每一分钟都要用足。他选了第二种。这不是勇敢，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务实。

而比“转化恐惧”更深一层的思维，发生在那些被高烧灼烤的深夜。

脾脏切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年八月高烧准时到访，像一位从不爽约的、严厉的老朋友。起初，他恨它，试图用更强的药、更彻底的休息去战胜它。但每一次，它都在规定的时间来，规定的时间走，不多不少。

他赢不了它。它不是一个可以“消灭”的敌人。

于是，在某个39.5℃的半梦半醒之间，他换了一个思路。如果高烧不是故障，而是身体在用一种激烈的方式“重置”自己呢？就像电脑需要定期重启，有些系统进程才能恢复正常。他不再对抗，他开始“倾听”。他学会了分辨哪一种疼痛是危险的，哪一种只是身体在“说话”。

他无法消灭高烧，但他可以重新定义它。 它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苛刻的、从不撒谎的旅伴。他与这个对手签下了一份长久的和平协议——这就是“化敌为友”：把无法消灭的对手，重新定义为可以共处的伙伴。

前面提到的那段冰水潜船往事，就是“向死而生”的雏形。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词，他只是朴素地想：反正剩余岁月有限，便多承担一些事；但凡有凶险任务，便由我先上；倘若终有一死，也要活得有价值。

后来他才知道，这叫“向死而生”。

而真正把它变成方法论，是在父母离世之后。母亲60岁、父亲73岁，两根里程牌立在那里，像两个精确的刻度。他十九岁切脾时，离母亲那根牌子还有41年；三十七岁查出肿瘤时，离父亲那根牌子还有36年。每一个十年过去，他都会下意识地算一算：还剩多少？

这种计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沉重的。但瞿建国在某个深夜突然想通了另一件事：如果终点是确定的，那么，唯一不确定的是——在到达终点之前，我做了什么？

“向死而生”在哲学书里经常出现，但在他这里，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因为知道母亲60岁就离世了，所以他在40岁时告诉自己：如果我也只能活到60岁，那这20年，不能浪费在犹豫和抱怨上。因为知道父亲73岁因肺腺癌离世，所以他在60岁时告诉自己：如果我也只有13年，那这13年，不能用来养老，要用来做一件新的事情。

于是，60岁时，大多数同龄人开始领退休金、带孙子、打太极——他创办了原能细胞，进军生命科技。他的逻辑冷酷而清晰：如果我只有13年了，那我更要搞清楚，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来不及搞完，那我就搭一个架子，让别人继续搞。

这不是悲观，而是让人极度务实；不是放弃，而是让人精准地选择那些“不做就会后悔”的事情。

四次死里逃生之后，加上三灶浜冰水下的那一幕，加上脾脏缺失后五十年每年八月的高烧，加上父母离世那两根里程碑——瞿建国手里有了四把钥匙：

推演——在最坏的局面里，搜刮隐藏的收益。

转化——把恐惧的能量，从“逃避”扭向“行动”。

反共识——把“安全”换成“值得”。

化敌为友——与无法消灭的对手，建立新的关系。

向死而生——把终点的刻度，变成起点的动力。

这五条(推演与转化已在《中篇》详述)，没有一条是天生的。每一条都是从病床上、从高烧中、从手术刀边缘、从冰水深处、从父母离世的哀伤里，一点点磨出来的。这不是一种“聪明”，而是一种“不得已”。 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在墙角里发现的那扇别人没看见的门。

这话听起来像鸡汤。但如果有人说这话的时候，脾脏已经没了五十年，高烧已经烧了三十年，父母都是重病离世，而他自己还站在这里，眼睛亮亮的，手里还在做新的事情——那这就不是鸡汤了。那是用命换来的道理。

他用这些钥匙，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他用这些道理，活过了母亲的60岁，又活过了父亲的73岁。现在他站在父亲离世的年龄之外，继续往前走。每一步，都是“向死而生”这四个字的注脚。

下章预告

逆向思维，解决的是“我该如何面对生命”。而下一个问题更加根本：我拿什么来面对？ 当身体被反复拆解、修复、再拆解之后，那个支撑他站立不倒的“生命基础结构”，到底是什么？请看第四章——《生命的基础结构》。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8）：生命的逆向思维（中）

叶国英

新的一条路径是重定义：把“必须”变成“未必”。

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权威。在那个年代，尤其如此。

“必须开刀。”医生说。这四个字像一个句号，把所有的讨论都关在了门外。

但瞿建国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非常简单、却极少有人做的事：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不是质疑医生的专业，而是质疑那个“必须”。肿瘤必须开刀吗？对于大多数人，是的。但对于一个脾脏缺失、免疫力低下、每年高烧的人来说，开刀的风险和不开刀的风险，哪个更大？医生没有算这笔账。医生算的是“标准方案”，不是“瞿建国方案”。

他又问：“身体真的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吗？如果肿瘤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身体有没有可能自己把它收回去？”

他还问：“中医的千年智慧，真的只是一堆草药的迷信吗？如果中医完全没有用，它凭什么活了五千年？”

这些问题，不是反叛。这是把“必须”重新放回“可能”的篮子里。把一句判决，变成一个选项。

“必须开刀”变成了“开刀是一种选择，不开刀是另一种选择”。当“必须”变成“未必”，选择的门就打开了。他选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还有一条路径是向死而生。这里有一段尘封的记忆。

说到选择，有一件旧事，瞿建国很少提起。但它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他的“逆向思维”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974年初春，冬天的尾巴，天很冷，河水更冷。

那一年他二十岁。脾脏切除刚满一年，身体虚弱，每年八月的高烧还没开始——或者说，他还没有意识到，那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刚刚拉开序幕。

他在川沙县桥弄大队的木器厂当厂长。那时候，工厂还没通马路，运输全靠水路。一批木材用大船从外地运来，船行到“三灶浜”——一条从川沙通往上海的主要航道——翻了。那是一艘大型水泥船，沉入河底，木材散落在水面上，但船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航道。

消息传来时，沉船地点的两头已经停满了拖轮和各种船只。船老大们焦急地等着，骂着，叹着。这条航道是川沙到上海的生命线，堵一小时，损失无法计算。

必须在天黑之前把沉船吊起来。

要吊起一艘数十吨重的水泥船，第一步是潜入五米多深的水底，在船体上扣扎吊钩、系好吊绳。五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水下的能见度几乎为零，水温接近冰点。而且——没有任何潜水装备。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没有脚蹼。只有一个人，脱了衣服，憋着一口气，往下潜。

村民们围在岸边，看着瞿建国脱衣服。好几个年轻人冲上来，争着要替他下去。

有老党员说：“你身体不好，我来。”

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我体力最好，我来。”

有水性好的村民说：“我在江边长大的，我来。”

瞿建国看着他们，只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说：“我的寿命不长了，理应我来下。”

他不是在说狠话。他是真的这么想的。十九岁切脾，医生说“争取活到四十五岁”。他算了算，还有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听起来不短，但和别人的七十年比，太短了。既然时间比别人少，那就应该比别人多做点事。如果一件事有风险，需要有人去冒这个险——那应该他来。因为他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要死，也应该先是他。

他没有等任何人回应，抢先跳了下去。

水是黑的。初春的河水，冷得像刀子扎进骨头。他憋住气往下潜，五米深的河底，什么都看不见。他用手摸，摸到了沉船的船体，摸到了可以用来挂钩的位置。一次，两次，三次——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每一次浮出水面，都大口大口地喘气，嘴唇发紫，浑身发抖。岸上的人看着，心疼，但没有办法。他是厂长，他决定了的事，没人拦得住。

最终，钩子扣上了，绳索系好了。岸上的人合力拉起，沉船缓缓浮出水面。航道疏通了。

他被大家从水里拉上来，浑身湿透，嘴唇青紫，四肢僵硬。几个村民把他抬进最近的农家，扒掉湿衣服，裹上大棉被。有人生起了火盆，有人端来了热酒。他被围在中间，烤着火，喝着酒，听着乡亲们一遍一遍地说：“建国啊，你太拼了……”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想：还好，船捞上来了。还好，没耽误大家。

最令他庆幸的是——那次潜水，他没有生病。

一个脾脏切除、免疫力极低的人，在接近零度的冰水中反复下潜，居然没有发烧，没有感染，没有任何后遗症。

他不信命。但那一刻，他隐约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护着他。也许不是命，是那些争着要替他下水的人——他们的善意，化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许是那股“要死也应该先是我”的念头——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病魔反而拿他没办法。

这段回忆，不是勇敢者的故事。它是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做出的一次最朴素的选择：反正剩余岁月有限，便多承担一些事；但凡有凶险任务，便由我先上；倘若终有一死，也要活得有价值。

这就是“向死而生”。不是不怕死，是知道了死期不远之后，反而活得比谁都猛。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7）：生命的逆向思维（上）

叶国英

这是劫后逃生之后，对劫后余生的思考。

这是不经沧海、何得方舟的思考。

这是从突破传统思维，升华为逆向思维的思考。

这更是脱胎换骨、化茧为蝶的思考。

古人岐伯曰：世人皆知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谓逆死，不知逆之有生！

意为：消极盲目地顺从则早衰，而主动逆势的运动，则能长生！

四次死里逃生之后，躺在病床上的瞿建国，开始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倒霉”，也不是“我还能活多久”，这些问题太浅了。他想的是：为什么同样面对死亡，有些人被压垮了，而有些人——比如我——活了下来，并且还想继续做事？

他想了很久。在高烧的间歇里想，在输液管滴答作响的夜里想，在别人以为他昏迷了的沉默中想。护士来换药时，常见他睁着眼望着天花板，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

他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具体的劫难。把目光拉长，他看到的是一个更沉重的全景：

一具残缺虚弱的身体——脾脏被切除，免疫力低下，每年八月高烧至39度以上，像一张撕开了口子的网，什么风都挡不住。

一个贫穷困苦的家境——出生在农村，没有家底，没有背景，一切要从零开始，甚至从负数开始。

一份来自父辈的遗传基因——母亲在60岁时因尿毒症离世，父亲在73岁时因肺腺癌、胸腔腹水离世。那不是遥远的别人的故事，那是刻在他血脉里的、随时可能被激活的“死亡密码”。

如果把这一切叠加在一起，传统思维给出的答案只有三个：

听天由命地躺下。反正身体已经这样了，基因已经这样了，再折腾又能怎样？

服药消极地休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最小幅度的生存成本来换取最大长度的苟延。

百无聊赖地等死。反正母亲60岁、父亲73岁，那两条线就画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到了，就是了。

这是“民风乡俗”中常见的人生轨迹——不反抗、不追问、不挣扎，像河水一样顺着河道流下去，流到哪儿算哪儿。

但瞿建国的脑子里，有一根弦在响。那根弦说的是：不！必须要突破，必须要逆向，必须要进取。

不是因为他不害怕。他害怕。他比谁都害怕——害怕那一份来自父母血脉里的“定时炸弹”，害怕每年八月准时到来的高烧，害怕某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但害怕并没有让他停下来。害怕只是让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不做点什么，那条河就会把我冲到我不想去的那个地方。

于是，他在病床上开始了他的思维实验。

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不是一条，而是两条。

第一条：推演——在“最坏”里找到“最好”。

脾脏切除后，医生告诉他：你的免疫力会下降，感染风险极高，要小心再小心。

大多数人在这个判决面前，思维会沿着一条直线跑下去：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不能接触太多人→减少外出→减少活动→把自己关起来。这条直线的终点，是一个“安全”的笼子。逻辑上没错，但代价是：活着，但不再生活。

瞿建国的脑子没有沿着那条直线跑。他在第一个箭头那里拐了个弯。

“免疫力下降”是真的，“容易感染”也是真的，但“减少活动”不是唯一的答案。

另一条路是：在生病的间隙里，做最多的事。

每年八月高烧住院，不是“损失了一个月”，而是“获得了一个月”——没有人来打扰，没有日常事务缠身，可以静下心来，把那些在车间里、在谈判桌上没时间想的大事，一件一件地想清楚。他的手边总有一个软皮笔记本，歪歪扭扭地写满批注，有些是在退烧的间隙写的，字迹虚浮；有些是在深夜输液时写的，墨水被汗渍洇开了——但那上面，记着申华的股权方案、记着工业园的规划草图、记着那些后来被一一实现的想法。

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一个思维动作：在一个看似全是损失的局面里，去搜刮那个被隐藏的收益。

他把这个动作反复练习了三十年。每一次高烧，都是一次“搜刮”。每一次住院，都是一次“闭关”。别人眼中的灾难，被他重新编码成了资源。

第二条：转化——把“恐惧”变成“燃料”。

三十七岁那年，纵隔肿瘤的确诊报告放在他面前。医生说要抽掉数根肋骨，打开胸腔。

恐惧是瞬间涌上来的。那不是对疼痛的恐惧，而是对“失控”的恐惧——一旦躺上那张手术台，他的身体就不再属于他了，他的命运就不再属于他了，他的企业、他的改革、他的那些没做完的事，都不再属于他了。

大多数人被这种恐惧压垮，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彻底放弃。但瞿建国的脑子里发生了另一个动作：他问自己，这股恐惧的能量，能不能换个方向用？

恐惧的本质，是一股巨大的、急迫的、不容忽视的能量。它让人手心出汗、心跳加速、瞳孔放大。这种能量，如果指向“逃避”，就会让人缩成一团；但如果指向“行动”，就会让人爆发出平时没有的战斗力。

他把恐惧的能量，注入了两个行动：第一，在医院里开董事会，把后事安排得清清楚楚——这不是放弃，这是“把最坏的结果先接住，然后就不用怕了”。第二，逃离医院，改用中医调理——这不是逃跑，这是“把主动权夺回到自己手里”。

恐惧还是那种恐惧。但恐惧的方向，被他扭转过来了。

劫后余生的思考，从来不在于“我活下来了”这个结果，而在于“我为什么活下来、我拿什么活、我往哪里活”这个漫长的追问。不经沧海，何得方舟？瞿建国在沧海里抓到的那块浮木，不是运气，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绝境逢生的思维方式——逆向思维。它不是天生的，是每一次脱胎换骨的疼痛，碾碎了旧我之后，从废墟里长出来的新芽。而化茧为蝶，从来不是轻松的事——蝶要破茧，必须经历挣扎；人要从旧的思维里出来，也必须经历那一层一层的撕裂。

他面对的是残缺的身体、贫穷的家境、父辈的遗传密码。他手里没有任何一张好牌。但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按照那副牌原本的规则去打。

他正在撕裂旧的自己。然后，长出新的。

但这只是逆向思维的第一层。推演与转化，解决的是“我如何面对眼前的危机”。而在这两条路之外，还有两条更深的路径，藏在更暗的夜里、更沉的高烧中——那便是“化敌为友”与“向死而生”。它们不是技巧，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姿态，是在与疾病同枕共眠五十年后，才慢慢长出来的东西。那两条路径，将在下篇中展开。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6）：刀下逃生（下）

《生命之问》纪实文学连载丨刀下逃生（下）

叶国英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永远是一个喧嚣的地方。担架车轮碾过水磨石地面的声音、护士急促的脚步声、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病人家属压低了的哭泣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地下河。

瞿建国被推进急诊室的时候，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体温是三十九度四，血压偏低，心率偏快。急诊医生翻看了他的病历，看到了“脾切除术后”那几个字，眉头皱了起来。

住院。检查。化验。输液。各种药物一种一种地试，体温计上的数字纹丝不动。三十八度以上，一天，两天，三天——两周过去了，高烧依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无法确诊。转院。

华东医院。那里有当时全上海最先进的CT设备。放射科医生把CT片子插在灯箱上，白色的灯光透过胶片，把那幅图像照亮。

一团像葡萄一样的阴影，一串。圆形的、大小不一的、紧密排列在一起的阴影，挂在横隔膜上，压在心脏和大血管的旁边。

胸部急性纵隔肿瘤。

确诊了。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那里有上海经验最丰富的胸外科医生。医生看了片子，神情严肃，用手指在CT片子上重重地画了一条线，详细地解释着即将面临的“战争”：

“这个位置很深，紧贴着心脏和大动脉。必须从背部开刀，为了获得足够的手术空间，至少要抽掉两根肋骨。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像排雷一样，把这串‘葡萄’从心脏和肺部的缝隙里剥离出来。手术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出血，或者损伤到膈神经。术后，因为您脾脏缺失，感染的风险也比常人大得多。”

抽掉肋骨。打开胸腔。在心脏旁边动刀。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锤子，敲在安静的会诊室里。

瞿建国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不是在害怕，他是在计算。脾脏缺失、免疫力低下、此刻极度虚弱——他的身体，经不起这场惨胜如败的战争。就算手术成功了，被抽掉肋骨的胸腔，被大面积剥离的组织，需要多久才能恢复？那个“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预言，像一道符咒，再次浮上心头。距离那个期限，还有不到八年。是用一次可能直接倒在手术台上的豪赌，去换取未知的生存概率？还是……

与此同时，天平上还有第三个砝码。上海股份制改革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申华电工联合公司，即将成为“老八股”之一。如果他在手术台上出了问题，谁来把申华送上资本市场？

一个在常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体里扎下根来。

他说：“我要在医院里开董事会。”

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病房，变成了申华电工的临时会议室。白墙上还贴着结核病的防治宣传画，输液架像一个沉默的哨兵立在床边。瞿建国半靠在床上，穿着病号服，手臂上还扎着留置针。但他的眼神，不像一个病人。

第一场董事会。议题：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申华怎么办？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你会好起来的”那种安慰。直接说正事。谁来接替董事长？改革的接力棒交给谁？文件在哪里？签字权怎么交接？那是一场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讨论。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瞿建国的健康，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现在最想听到的——不是安慰，是方案。

第一场董事会结束。方案定了。

第二场董事会。议题：如果我不做手术，改用中医调理，申华怎么办？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被西医诊断为“急性纵隔肿瘤”的危重病人身上，提出用中医治疗——听起来像是放弃，像是在等待那把悬在头顶的“手术刀”落下。

但瞿建国的逻辑清楚得可怕：“手术的风险是确定的。抽掉肋骨、打开胸腔、在心脏旁边动刀——每一种风险都是确定的，是可以预见的惨烈。我的身体经不起这些。而中医调理的风险是不确定的——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但至少，我还能做自己身体的主人。我不会被打开胸腔，不会在三十七岁就被抽掉肋骨。治本为主，疗表为辅。先让身体的正气回来，让那个‘四十五岁’的魔咒，自己退散。”

董事会在激烈的争论后作出了决定：尊重董事长的意愿，协助他“逃离医院”。但同时，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瞿建国“逃”了。他撤掉了留置针，脱掉了病号服，从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后门离开。他身上没有手术刀，口袋里没有住院单，只有一张写满中药方子的纸。这一“逃”，是逃离了那台确定的手术，也是逃向一场与自我意志、与“四十五岁”生命期限的漫长博弈。

他找到了一位世代行医的老先生。老先生切了左手的脉，又切右手。看了舌苔，问了二便、出汗、睡眠。然后，开了一张方子。

以扶正、配方、辅正、祛邪、治本、疗表。

第一碗药。黑的。浓的。苦的。药汁滑进嘴里，舌尖一瞬间就麻木了。胃里翻江倒海，他咬着牙咽下去。

一天三碗，一天不落。

他开始调理饮食。不吃生冷，不吃油腻，不喝酒，不抽烟。每天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都按照中医的规律来。

他开始调整作息。过去熬夜加班是常态，现在他逼着自己早睡。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给身体留出自我修复的时间。

他开始放慢工作节奏——只是“放慢”，不是“停止”。申华的事还在处理，只是以前一天能做完的事，现在分成了三天。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那碗中药，每一天都出现在他的餐桌上。

第一周，什么变化都没有。低烧依旧，疼痛依旧，那个“四十五岁”的预言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心底。但他告诉自己，再等等。

第二周，低烧似乎退了一点。不再是全天候的灼热，而是像潮水一样，有了短暂的间歇。

第三周，那种来自胸腔深处的牵拉疼痛减轻了。不是突然消失，而是像退潮一样，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后撤退。他第一次觉得，也许自己能活过四十五岁。

一个月后。两个月后。他去做了一次CT。

放射科医生把新的片子和旧的片子并排插在灯箱上。旧片子上，那串葡萄样的阴影清晰可见，触目惊心。新片子上，那团阴影缩小了不止一半。边缘变得模糊，内部的密度变得不均匀，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医生摘下眼镜，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你做了什么治疗？”

“中药。”

半年后，第三次CT。灯箱亮起来的那一刻，放射科医生反复看了三遍。

那片曾经被一串葡萄状的阴影占据的区域，干干净净。没有肿瘤。没有残留。只有正常的纵隔结构。

那串“葡萄”，消失了。

现代医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自发性消退”——发生率极低，不到十万分之一。科学无法证明“意志”可以杀死肿瘤。但科学也无法证明，它不能。

瞿建国的纵隔肿瘤，就这样消失了。没有开胸，没有抽掉肋骨，没有放化疗。只有中药、调理、休养——和那一场逃离决定的勇气。

他后来对人说：“也许是逃离医院这一勇敢举动感动了上天，或是意志强大的力量驱使，病情逐渐好转。”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距离医生让他“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预言，还有不到八年。他拒绝了那把几乎确定要落下的手术刀。他赌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他赌赢了。

而在那些喝中药的日子里，在那些“放慢但不停”的日子里——申华实业的股份制改革，一步也没有停下。病房里的两次董事会，不是摆设。那些在病床边讨论出来的方案，在他离开医院后，被一一执行。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申华电工联合公司成为首批挂牌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股票代码600653。

那一天，瞿建国没有在外白渡桥上。但如果没有外白渡桥上的那一倒，没有那两次病房董事会，没有那一碗碗苦到心底的中药——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也许就没有这个名字。

不是命运眷顾了他——是他自己，在三十七岁那年，选择了拒绝那把刀，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那个关于“四十五岁”的生死之问。

(未完待续：下章《生命的逆向思维》)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5）

第四劫 刀下逃生（上）

外白渡桥上的那一瞬间

1988年的夏天，上海正经历着多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

空气是黏的，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贴在皮肤上。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微微下陷。黄浦江的水面反射着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蝉鸣从每一条弄堂里涌出来，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永不落幕的合奏。

三十七岁的瞿建国坐在一辆借来的尼桑轿车里，正从浦东赶往浦西。

说是“轿车”，其实是一辆跑了不知多少万公里的旧车。方向盘上的皮革已经磨得发亮，空调早就坏了，车窗摇下来的缝隙里灌进来的不是凉风，是滚烫的、带着江水腥味的热浪。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摞文件——股份制改革的申报材料、公司章程修订稿、股东名册初稿。每一页纸都被他的手汗洇出淡淡的湿痕。

那是1988年。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资本市场还只是一张蓝图，但蓝图已经在变成现实。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他亲手创办的企业，即将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民营企业、股份制、上市——每一个词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每一步都需要自己去跑、去磨、去磕。

他已经跑了整整一天。从浦东的工厂到浦西的体改办，从体改办到人民银行，从人民银行到会计师事务所。中午没有吃饭，水也忘了喝。他的衬衫湿了干、干了湿，后背上结着一层白色的盐渍。

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向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这座1907年建成的百年铁桥，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之前的最后一道门槛。钢结构的拱形骨架横跨在两岸之间，暗灰色的铆钉和桁架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一百年来，无数人从这座桥上走过——逃难的、经商的、革命的、恋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命运。

瞿建国的命运，在这一天，和这座桥纠缠在了一起。

车子驶上桥面。上坡。他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动力不够。再踩。车身开始发抖，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在鞭子下挣扎。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发动机熄火了。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一盏一盏地暗下去。车子在坡道上停住，像一块突然失去生命的铁。

瞿建国愣了半秒。他看了一眼油表——有油。水温表——正常。不是车子坏了，是车子累了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辆车横在桥面上，后面已经有车在按喇叭。一声，两声，转眼间连成一片，尖锐的、焦躁的、不耐烦的鸣笛声从桥的那一头涌过来，像一堵声音的墙。

他没有时间思考。

推开车门，热浪迎面扑来，像一记闷拳。他绕到车尾，双手抵住后备箱盖的边缘。铁皮烫得他掌心一缩，但他没有松开。

弓起背，曲起膝，发力。

三十七岁的身体。脾脏已经缺失了十八年。每年八月的高烧已经折磨了他十八年。这个身体，早就不应该干这样的重活了。但他没有想这些。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把这辆车推到路边，不要堵在桥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一步。车动了一寸。

两步。他的手臂开始发抖。

三步。额头上汗水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流进眼睛，蜇得他几乎睁不开。

四步。呼吸变得又急又浅，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五步。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汗水滴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嘶的一声就蒸发了。

六步。眼前开始发黑。那是一种奇怪的黑——不是全黑，而是从视野的边缘向中心蔓延的、带着光晕的暗色。他以为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喘口气。他没有停下来。

七步。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推车，还是在被车拖着走。身体和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八步。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不是在胸腔里，而是在脑袋里。每一下都像有人在他的太阳穴上敲鼓。

九步。最后一脚。

他推不动了。

不是他放下了手，是他的身体替他放下了手。他的手从后备箱盖上滑落，膝盖弯曲，身体像一座突然失去支撑的塔，缓缓地、不可逆转地——倒了下去。

滚烫的柏油路面接住了他。

左边脸颊贴着地面，滚烫的、粗糙的、带着细碎砂砾的柏油。他感觉不到疼。意识像一个正在退潮的水面，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身体里流走。外白渡桥的钢架在他模糊的视野里变成了交错的影子，蝉鸣变得遥远，鸣笛声变得遥远，整个世界都在退远。

他被人抬上担架的时候，还穿着那件被汗水浸透的衬衫。救护车拉响警笛，从外白渡桥上呼啸而过，穿过外滩，穿过南京路，驶向海宁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是他第四次生死考验的起点。而考验的真正面目，要在几周之后才会完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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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4）

第三劫 虫下逃生（下）

五、“你还活着？”

做完脾切除手术后第四年，他二十三岁。

有一天他回医院复查，在医院走廊里遇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当年和他同一天做脾切除手术的病友之一。两个人对面走来，互相看了好半天，才从对方那消瘦的、带着病容的脸上，辨认出当年住院时的影子。

“你还活着？”对方先开了口，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

“你还活着？”瞿建国也说了同样的话。

两个人站在那里，对着笑了半天。那笑声不大，甚至有点干涩。笑着笑着，两个人的眼眶都红了。

他们都知道对方在笑什么。

第二天，瞿建国听说了那个病友的消息——死了。

那个昨天还在走廊里和他有说有笑的、和他一样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的、和他一样以为自己也“逃过一劫”的人——第二天就死了。病房里的那张床空了，床单换过了，像从来没有住过人。

瞿建国握着那个消息，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他后来问过医生，当年和他一起做脾切除的那十一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翻了翻病历，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下去：“……大多数没撑过前几年。”

大多数。

他没有追问“大多数”是多少。他怕那个数字会让他心慌，会让他从此刻开始睡不着觉。但他记住了医生接下来说的那句话——

“你还年轻，但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活到四十五岁吧。”

四十五岁。

那一年，瞿建国二十三岁。四十五岁，是二十二年之后。

二十二年，说起来不算短。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倒计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根针，扎在心口上，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你：你是有期限的。而且，你得“争取”。

“争取活到四十五岁。”

不是“能活到”，不是“可以活到”，是“争取”——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不确定性。你可能连这个期限都达不到。

走出医院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七月的太阳很毒，晒得人睁不开眼睛。他仰起头看了看天，忽然想起了五岁那年在水底看到的那道白光——白光里有一根绳子，他抓住了它，从水里上来了。十六岁那年，黑暗中无数个声音喊他的名字，他循着声音走回来了。

那么这一次呢？

没有绳子，没有声音。只有一个数字。

四十五。

他把那个数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很笃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

“那就试试看。”

那根叫“四十五”的针，就这样一扎扎了十二年。从二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他从一个刚做完大手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拖着病体却从未停下脚步的创业者。低烧、感冒、中药——这些东西从没有离开过他，但他也从来没有让它们成为停下的理由。

他像一个背着沙袋跑步的人。沙袋越来越重，步子却越迈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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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十五岁那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同样是死里逃生，心境已然天差地别。

五岁水下捡回一条命，只知庆幸躲过一劫。一个五岁的孩子，哪里懂得什么生死？他只是觉得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道光，一根绳子，醒来的时候被很多人围着。他的念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活着就好，长大就好。

十六岁触电，半夜被从鬼门关拉回来，心中所想也不过是好好做木匠、凭手艺挣钱过日子。那是一个十六岁少年最朴实的愿望——踏实谋生，安顿家人，不让母亲再担惊受怕。能活下来，平安长大，学好一门手艺，凭本事挣钱，养活自己、撑起家庭——这就是全部。

可这一次不一样。

三十五岁，他已经在病魔的阴影下生活了二十二年。切脾之痛，他经历过。病友凋零，他目睹过。寿命被限，他领教过。那些东西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割了二十二年。你躲不开，也逃不掉，只能咬着牙挨着。

但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在低烧烧得人半梦半醒的时刻，在被一碗又一碗中药苦到胃里翻江倒海的时候，他开始问自己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人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挣钱谋生吗？

如果我只能活到四十五岁，那么剩下的这些年，我该怎么活？

我这条命，是别人的竹竿捞上来的，是别人的一脚踢回来的，是别人的彻夜呼唤叫回来的，是医生的手术刀抢回来的——难道我只是把这口气留着，像别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就这样过一辈子？

他忽然觉得自己欠了太多东西。

他欠那个不会游泳却拿着竹竿在河里乱戳的阿姨一条命。他欠那个在黑暗中一脚踢掉电钻插头的人一条命。他欠那些围在床边喊了他整整一夜的邻居们一条命。他欠那个为他切开腹腔、取出那个怪物脾脏的医生一条命。他甚至欠那个对他说“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医生一条命——因为那句冷冰冰的话，让他醒了。

五岁的时候他不懂这些。十六岁的时候他隐约知道了一些。而三十五岁这一年，在病痛的反复淬炼中，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条命不是我的。是别人帮我捡回来的。

我凭什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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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活着”到“为什么活着”

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这个世界。

感恩时代。如果没有“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没有国家派出的医疗小分队深入乡村，一个乡下青年患上这种病，能指望的恐怕只有乡间郎中的偏方——或者，什么指望都没有。

感恩医者。那些从大上海来的专家医生，站在一个县城医院的简陋手术台前，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子弟做了一台高难度的脾切除手术。他们本可以不来的。他们来了。

感恩乡邻。那些在黑暗里喊了他整整一夜的邻居们，都不知道喊魂有没有用，但他们喊了。从深夜喊到天亮，嗓子喊哑了还在喊。他们相信那个声音能把他拉回来。

他真的被拉回来了。

感恩亲人。母亲那一夜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不敢细想。他只记得醒来的时候，母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已经发不出声了，嘴唇还在动，还在叫他的名字。

这些感恩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他不再只着眼一己温饱、赚钱养家，而是开始深思生命的宽度、厚度与价值。

既然命运屡次手下留情，从阎王手里一次次夺回自己的光阴，就不能虚度余生。既然天命看似限定了生命长度，那就用奋斗、用担当、用情怀去拓宽生命的意义。

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无限的事。

如果说少年时的两次逃生，教会他的是求生、谋生、过日子；那么三十五岁这场漫长的虫下生死劫，让他读懂了另一层东西——敬畏生死，心怀感恩，珍惜当下，践行价值。

这才是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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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那根针，终于变成了火种

长期病痛磨平了心性的浮躁，看多了生死离别看淡了世间浮华。

三十五岁，正是立身立命的年纪。在病魔长久淬炼下，瞿建国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觉醒。他跳出了小我生存的狭隘认知，站在生死的高度审视人生、感念恩情、坚守初心，把每一寸从死神手中抢来的时光都视作馈赠。

他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生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随时可能被收回。正因为如此，才更值得珍惜。不是害怕失去的那种珍惜，而是“既然拥有了，就要让它绽放”的那种珍惜。

他开始拼命工作。不是那种为了赚钱而拼命——他已经不需要为赚钱发愁了。他拼命，是因为他觉得时间不够用。他觉得每一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都欠这个世界一点什么。他要做很多事情，多到足以回报那些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多到足以配得上他这条来之不易的命。

那根叫“四十五”的针，扎在心头扎了二十二年。它曾经是一根刺，一根提醒他“你时间不多了”的刺。但到了三十五岁这一年，那根刺变了——它不再只是刺痛他，它开始点燃他。

它变成了一团火。

一团在胸腔里烧了二十二年、不但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的火。这团火告诉他：你不是病人。你是一个被命运反复考验、却从未认输的人。你活下来，不是为了喘气。

你是为了做事。

做那些值得用命去做的事。

这份在血吸虫病劫难中沉淀升华的生命思考，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成为日后他深耕生命科学、探索生命奥秘、敬畏生命、守护生命最坚实的精神原点。

他后来常常说一句话：“人的身体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比身体更强大的，是一个人的意志。”

这句话，是他用命换来的。

那根叫“四十五”的针，他后来拔掉了。

不是因为它不在了，而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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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完）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3）

第三劫：虫下逃生（上）

—— 一场持续二十二年的拉锯战

五岁落水，是一瞬间的事。十六岁触电，也是一瞬间的事。

还没来得及害怕，一切就结束了。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岸上，在床上，在喊魂声渐渐退去的黎明里。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死神没有猛扑过来。它慢慢地走近，不急不躁，一步一步，像一个知道自己必胜的猎手。它不需要张牙舞爪，不需要电光火石。它只是悄无声息地钻进他的身体，在里面住下来，一日一日地，一口一口地——吃掉他的肝，吃掉他的脾，吃掉他的力气，吃掉他的健康，吃掉他的少年时光。

这是瞿建国人生中第三次直面死亡。

前两次，他面对的是瞬间的绝境。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漫长的、看不到头的、像钝刀子割肉一样的拉锯战。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只有日复一日被病痛蚕食的虚弱。

而这场仗，一打就是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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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神，从来不说自己来了

十三岁那年，瞿建国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

这在当时的乡下不是什么稀罕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在江南水乡肆虐横行，民间叫它“瘟神病”。启东、南汇一带，河道像蛛网一样密布，钉螺趴在水线附近的泥面上，背着小小的壳，不动声色地释放着看不见的尾蚴。孩子们光着脚在水里踩，在田里滚，在河里摸鱼捉虾——几乎没有人能逃得掉。

但大多数孩子只是肚子大一点，面黄肌瘦一点，不至于要命。

瞿建国不一样。

虫子在他身体里住得太久了。久到没有人能说清，它们究竟是什么时候钻进去的——也许是五岁落水那次，也许是更早，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它们太小了，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小得你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存在。

可是它们的繁殖能力惊人。一条雌虫一天能产上千颗卵。那些卵顺着血流漂到肝脏，漂到肠壁，漂到脾脏。在那里安营扎寨，不断地刺激、堵塞、破坏。

肝脏最先遭殃。健康的肝细胞被一层一层的疤痕组织包裹，像一块柔软的肉慢慢变成了石头。血流不通了，门静脉的压力越来越高，高到血液只能另找出路。食管和胃底的血管被撑得鼓了起来，像一条条蚯蚓趴在薄薄的黏膜下面。它们随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就是大口大口地吐血，止都止不住。

脾脏也跟着遭了殃。那个本来只有拳头大小的器官，因为长期淤血，被撑得越来越胖，越来越硬，最后肿得像一个皮球，占满了大半个左上腹。用手轻轻一摸就能摸到——硬邦邦的，像肚子里藏了一块石头。

与此同时，贫血悄悄地来了。那些虫子不光啃他的器官，还吸他的血。血色素一天天往下掉，他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他开始觉得累。不是干了一天活之后那种沉甸甸的累，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洗不掉的、睡不醒的疲惫。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发黑。走几步路，心慌气短，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拽住了。

他妈端来鸡蛋，他吃不下去。端来红糖水，他喝了两口就泛恶心。人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肚子却一天一天地大起来。那种大是不正常的大，鼓鼓的，硬硬的，像一面被撑到了极限的鼓。

村子里的人看在眼里，私下议论：这孩子，怕是不行了。

那一年，瞿建国十三岁。

他还不太懂什么叫“不行了”。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成一座陌生的房子。以前它听他的话，现在不了。它有了自己的意志，而那个意志是——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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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在药罐子里长大

脾切除手术，是他十九岁那年做的。

从十三岁到十九岁，整整六年。那是一个少年拔节生长的六年，是应该满地跑、满山蹿、浑身使不完的劲的六年。可他的六年，是在药罐子里泡过来的。

这六年怎么过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记得药没断过，针没少打。中药的苦味几乎成了他味觉的全部记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吃什么都不觉得甜。一碗一碗的黑褐色药汤，他闭着眼睛灌下去，不皱眉，不叫苦。

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从十三岁开始，他就习惯了打针，习惯了吃药，习惯了苦味，习惯了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疲惫。唯一不习惯的，是那种无力感。

他不是没想过像别的孩子一样去疯、去跑、去游泳、去爬树。但他跑不动了。他的身体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在消耗全部的力气。

那六年里，他看透了病痛的冷酷。

病痛不是一刀致命的。它不会给你一个痛快的了断。它就像那些虫子一样，一点一点地啃，一点一点地磨——磨掉你的耐心，磨掉你的希望，磨掉你对未来所有的幻想。你不确定自己能活到哪一天，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像别人一样长大、娶妻、生子、做一番事业。你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身体正在一天一天地垮下去，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但瞿建国做了一件事——他没有垮下去。

他一直在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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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术台上，他没有害怕

手术那天，川沙人民医院的外墙上挂着巨大的横幅——“热烈欢迎派来了医疗小分队”。红底白字，在灰白的墙面上格外醒目。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也是百姓心中最踏实的慰藉。

面对席卷全国的血吸虫病灾难，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那首《送瘟神》的诗篇，后来他读到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千村薜荔，万户萧疏，那是旧中国留给这片土地的伤疤。而他要做的，是把那些钻进他身体里的“瘟君”，一只一只地送走。

给他做手术的是第二军医大的医疗专家，会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两个大医院的高手，聚在一个县城的医院里，为一个十九岁的乡下青年做一台脾切除手术。这在当时算得上顶级的医疗资源配置。

手术灯亮起来的时候，瞿建国躺在手术台上，心里反而出奇地平静。

他想：反正这六年该受的罪都受了，该喝的苦药都喝了，该挨的针都挨了。这一刀下去，要么好起来，要么——

他没有往下想。

麻药推进血管，他的意识一点一点模糊了。那种感觉，像极了五岁那年沉入水底的时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只是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一片黑暗。

手术很成功。

当那个肿得变了形的脾脏被从腹腔里取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医生们都沉默了。那已经不是“脾脏”了——那是一个被疾病改造成了怪物的器官。大得离谱，比正常的脾脏大了好几倍。质地像橡胶一样硬邦邦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的纤维组织，像一块被反复烧灼过的旧皮革。

这就是那个在他身体里住了六年的“房客”。

医生把这个怪物放在托盘里，端出去给家属看。瞿建国的母亲只看了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她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她只知道，这个可怕的东西，在她儿子的身体里住了六年。

六年。

手术台下的瞿建国什么都不知道。他全身麻醉，沉沉地睡着，像五岁那年沉在水底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体将永远失去一道最重要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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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池

脾脏被切除了。

一个正常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件事。谁会在意一个长在肋骨后面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小器官呢？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它出了问题——或者像瞿建国这样，被整个拿掉——你才会知道，它有多么重要。

因为脾脏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中枢之一。它像一座城池的守卫军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巡逻、警戒、清除入侵者。没有了它，身体就变成了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池。

瞿建国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感冒来得越来越频繁。以前一年感冒一两次，现在一个月就要感冒一两次。别人打个喷嚏、几声咳嗽，轻轻松松就能把他传染上。别人三天就能好的病，他要拖上十天半个月，反反复复，好不彻底。

更麻烦的是那种无名低烧。

体温不高不低，总是在三十七度五到三十八度之间晃荡。不烫，但闷。像有一团看不见的火藏在身体的最深处，烧不着皮肤，烧不坏器官，就那么不紧不慢地烧着——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什么都不想做。白天还好一些，一到下午，那种闷烧就开始往上涌，脑袋昏沉沉的，眼皮沉甸甸的，浑身像灌了铅。

他重新开始喝中药。一碗一碗的苦药汤子，比手术前更苦，更难喝。但他还是闭着眼睛灌下去。

他已经习惯了。不是吗？

可是三十七度五的低烧，他还是习惯不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人绝望——你好不容易以为自己在好起来，它却又一次把你拽回去，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了。

别人的日子是奔赴前程、建功立业。他的日子，大半在静养、服药、与体虚低烧的周旋中度过。

可他没有停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少。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知道那座没有城墙的城池随时可能被攻破。正因为知道这些，他才更加拼命。

别人一天干八小时的活，他干十二小时。别人一年做一件事，他做三件事。他像一台漏了油的发动机，明明不该跑那么快，却咬着牙、憋着劲，拼了命地往前冲。因为他心里有一根针，从十九岁那年起，就扎在那里，从来没有拔出来过。

那根针的名字，叫做“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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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完）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2）

第二劫、（十六岁）触电

瞿建国从河里被捞上来之后的许多年里，村里人说起这件事，都说是命大。但十六岁那年的事，连“命大”这两个字都显得不够用了。

十六岁的瞿建国已经不是那个爬树摘桑葚的顽童了。

他长成了一个利落的小伙子，身板结实，手巧，心肠热。木匠的手艺是几年里一点点磨出来的，从拉锯、刨平、凿眼这些基本功开始，到后来能独立打家具、做农具——甚至盖房子。十六岁，他已经是个正儿八经的木匠师傅了。

村里人喜欢他。谁家的板凳腿断了，谁家的门框歪了，招呼一声，他提着家伙什儿就去了。不收钱，不拿东西，干完活拍拍手就走。母亲常念叨他：“你就不能歇歇？”他嘿嘿一笑，不吭声。

那天的月亮很亮。

晚上十点多，他扛着工具箱从外村干活回来，走在那条走了无数遍的村道上。打谷场到了，仓库里灯光明晃晃的，透过窗户能看到人影晃动。他好奇，便拐了个弯走过去看看。

仓库里确实热闹。村民们正在加班培植蘑菇，树段堆了一地，有人钻孔，有人接种，有人盖薄膜。看到瞿建国，几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建国你可来了！快看看这个电钻，转了没两下就不动了！”

他没多想，放下工具箱，接过了那台电钻。

电钻的外壳摸上去有点滑，不知道是溅了水还是沾了油。他把它握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正要说话——

旁边有人插上了插头。

不是他让插的。是有人看着他把电钻拿起来，以为他要试机，顺手就把插头怼进了插座。

没有人知道，那台电钻已经漏电了。

电流从他双手灌进去的那一刻，他只感觉双手猛地一紧——像是有一双无形的、力大无穷的手，把他的手指死死地箍在了电钻上。他想松开，但手指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他想喊，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然后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和五岁那年掉进水里时一样的感觉。痛苦消失了。意识像一盏灯被人拧暗了，拧暗了，越来越暗。

他就那样失去了知觉，双手还抱着那台电钻。

仓库里炸了锅。

有人喊“快拔插头”，有人手忙脚乱地去拉电闸，有人在黑暗中乱跑，撞翻了凳子，踢到了树段。混乱中，一个人影扑向电源的方向，一脚踢掉了那个插头。

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踢掉插头的同时，有人慌乱中把灯的开关也按错了。仓库陷入一片漆黑。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慌乱的喊叫声。

有人摸出手电筒，摁亮，光柱在仓库里扫了一圈，最后定在了瞿建国身上。

那画面让所有人先是一愣，接着倒吸一口凉气——他跪在地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紧抱着一台电钻，姿势凝固得像一尊雕塑。手电光下，他的脸青得像铁，嘴唇紫得发黑，整个人看上去……已经不像是活人的样子了。

没有人说话。沉默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口。

过了好一会儿，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送医院吧？”

“这附近哪有医院？半夜了，连个车都没有。”

又是沉默。更深的沉默。

在乡下，触电这种事，大家都听说过。听说的人都说，触电了就没救了。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钻进你身体里，把五脏六腑都烧坏了。你看着外表好好的，里面已经不行了。

没人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只能把瞿建国抬回家，把他放到床上。那台电钻还被他死死地抱在怀里，掰都掰不开——他的手指僵硬了，关节锁死了，像一个焊死的铁箍。

母亲看到他那个样子，腿一软，差点没站住。

但她没有哭。她一声没有哭。

她走到床前，弯下腰，凑近儿子的耳朵，轻轻地喊了一声：“建国。”

声音不大，像是怕惊醒了他。

“建国，你听得到吗？妈妈在叫你。”

邻居们也围了过来。有人喊他的名字，有人小声地念叨着什么，有人双手合十，面朝不知哪路神仙，嘴里念念有词。

——那是乡下最古老的办法，喊魂。

人丢了魂，魂走不远，只要你不停地喊，它会听见，它会回来。

这一晚，那间屋子里，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从来没有断过。有母亲沙哑的声音，有邻居们小声的祈祷，有老人喃喃的诵念。

母亲喊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喊一会儿。她不敢停，怕一停下来，那个魂就真的走远了。她的声音从清晰到沙哑，从沙哑到几乎只剩气息，但她还在喊。

整整一个晚上。

天终于亮了。

母亲的声音已经只剩气声了。她趴在床边，嘴唇还在动，还在叫那个名字。

建国。

建国。

你回来。

床上的人很轻地动了一下。

母亲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脸。

瞿建国的眼皮动了一下。很慢，很重，像是有人在下面使劲推。然后，那双眼睛，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推开一扇沉重的门那样睁开了。

他醒了。

他抱着那台电钻，在一张乡下老式的木床上，被一群哭喊了一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人，看着醒来了。

母亲后来告诉他，大家已经商量好了，白天就去订棺材——不，连棺材都不用订，就把电钻和他一起下葬算了。反正他的手也掰不开，电钻就留在他怀里，陪他一起去吧。

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是笑着的。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瞿建国也笑了一下。

那一夜昏迷中发生的事，他从来没对母亲说起过。他只记得，自己好像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路很黑，什么都没有。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喊他。声音很远，但很真切。他停下来，转身往回看。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是他的名字。

他转身，走了回来。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

第一章 水、电、虫、刀，四历劫难

惊险交加，死 里 逃 生

一、第一劫 （五岁）溺水
生命的最初模样，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
对于瞿建国而言，童年与少年时期接连遭遇的几场生死劫难，如同命运猝不及防递来的考卷。他在懵懂与青涩之年，便直面过死亡的边缘，也在绝境逢生的刹那，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生命的脆弱与顽强。这些刻入骨髓的逃生经历，没有惊天动地的铺垫，只有乡间最真实的意外与绝境，却成为他人生中最早关于“生死”的深刻启蒙，也让他在往后漫长的生命科学探索路上，始终怀揣着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
那第一场劫难，来得悄无声息，像水下伸出的无形之手，一把将五岁的他拽进了深渊。
五岁，桑葚树下，河道里的生死一瞬。
那是一段留在乡间童年里的模糊记忆，却又在岁月的石壁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彼时的瞿建国不过五岁，正是乡下孩子最顽皮好动的年纪。山野田间、河边树下，都是他和小伙伴们肆意撒欢的天地。那个年代，满树酸甜的桑葚，便是孩子们眼中最珍贵的美味。
那天，阳光懒洋洋地洒在乡间小路上。一群同龄小伙伴聚在河边，眼巴巴地仰头望着河岸旁那棵枝繁叶茂的桑葚树。满枝紫莹莹的果实藏在绿叶之间，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建国，你爬得高，你上去摘！”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怂恿着。
五岁的瞿建国抬头望了望那棵树，心里没有一丝犹豫。孩子的心思单纯得很——能摘到桑葚，那就是天大的本事。他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树上爬。
谁能想到，那棵桑葚树长得格外特别。它的枝干并不像寻常树木那样笔直向上，而是斜斜地往河道延伸出去，一半扎根岸边，一半悬在水面之上。远远看去，像是一个探着身子往河里张望的老人。枝繁叶茂固然好看，可那倾斜的树干下面，却藏着未知的危险——河面平静如镜，水色幽绿，看不出深浅。
年幼的瞿建国不曾多想。他满心都是摘到桑葚的欢喜，小心翼翼地顺着粗糙的树干往上爬，小手紧紧抓着树枝，一点点靠近挂满果实的枝桠。耳边是小伙伴们的叫好声：“再往上点儿！那儿的多！”他回头往下瞥了一眼，水面泛着粼粼波光，离自己已经有些距离了。但他不怕——乡下孩子爬树下水，那是骨子里的本事。
可孩童的力气终究有限。手臂渐渐酸了，手心也出了汗。就在他伸长手臂去够一根缀满桑葚的细枝时，身体的重心瞬间失衡。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像一颗被风吹落的果子，从倾斜的树枝上直直坠落，“扑通”一声砸进了身下那片幽绿的河水中。
水花溅起，又迅速消散。
河水瞬间将他包裹。那股冷劲儿像无数根冰针，同时扎进他的皮肤。小小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往水底沉去，耳朵里灌满了水流的闷响。他想喊，可嘴巴一张开，又苦又涩的河水就灌了进来。他想挣扎，可手脚仿佛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一般，使不上力气。衣服浸透了水，变得又重又紧，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把他往水底拽。
没有挣扎的力气，没有呼救的机会。眼前的光亮一点一点暗下去，像有人缓缓拧灭了一盏灯。周遭只剩一片昏暗的混沌，分不清上下，分不清方向。
后来瞿建国回忆起那一刻，坦言没有预想中的恐惧与痛苦。说来奇怪，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意识渐渐模糊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一切感知都变得缓慢而柔和，仿佛世间万物都离自己远去，只剩下无边的静谧，像被一团软绵绵的棉花轻轻裹住。身体不再觉得冷，也不再觉得难受，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飘飘的感觉。
就在这半梦半醒、濒临失去意识的瞬间，奇异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浮现了——
一道柔和又明亮的雾白色光芒，从天际直直洒落，像有人把一大捧月光揉碎了铺在水底。那道光照得他心里忽然安静下来，所有的慌张、害怕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光芒正，一根清晰的绳子垂落而下，细长而笔直，仿佛是黑暗里伸出的唯一一只手，是漫漫长夜尽头突然亮起的一盏孤灯。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绳子，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在那个没有语言、没有思维的混沌世界里，有一种比意识更古老的东西在驱使着他——那是生命深处最原始的求生本能。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个念头死死地钉在灵魂最深处：抓住它。
五岁的瞿建国，用尽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朝着那根绳子奋力伸出手去。手指猛地蜷缩，死死攥紧，再也不肯松开。那是生命最后的倔强，是魂魄在即将飘散的边缘，死死拉住人间的那根唯一的线。
也正是这股源自生命本能的执念，让他在死亡的边缘，始终留存着最后一丝清醒的希冀。
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中，一声声熟悉的呼唤穿透了梦境，断断续续地传入耳中。
“建国——建国——”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焦急、颤抖、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像一根无形的绳子，一点一点将他从虚无中往回拽。他顺着那个声音拼了命地往上浮，往上浮——
终于，他睁开了眼睛。
眼前不再是昏暗的河水。他看见了熟悉的木梁，看见了糊着报纸的墙壁，看见了一屋子人焦急的脸。自己正安然躺在村里托儿所的小床榻上，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劫后余生的恍惚，像一层薄雾笼罩着年幼的他。他张了张嘴，想说话，嗓子却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又干又疼，发不出声音。然后，他看见了母亲。
母亲一见他醒了，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扑过来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搂得那样紧。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都在发抖，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我的儿啊……”
那一天，五岁的瞿建国还不懂得“死里逃生”这四个字的分量。他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大人们都哭了。他只记得，被子很暖和，母亲的怀抱很暖和，阳光从窗棂里照进来，落在床沿上，金灿灿的。
过了许久，母亲的情绪才渐渐平复。她含着泪，将当时的惊险一幕细细说给儿子听。
原来，瞿建国落水后，身子几乎是瞬间就沉入了水底。那河水不算浅，一个五岁的孩子掉进去，连个大的水花都没翻起来。岸上的小伙伴们都吓傻了，愣了好几秒才有人反应过来，尖声大喊：“建国掉水里了！快来人啊！”
托儿所就在河边不远处，阿姨听见喊声，魂都快飞了，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一看——河面上已经看不到孩子的影子了，只有几圈涟漪在慢慢散开。那位托儿所阿姨并不会游泳，站在岸边急得直跺脚。慌乱之中，她一眼瞥见一旁晾衣服用的长竹竿，想都没想，一把抓过来，毫不犹豫地伸进水里胡乱捣腾。
那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竹竿，已经用得发了黄。阿姨双手握着竹竿在水里来回搅动，心里其实根本没底——河水浑浊，根本看不见水下的情况，她只能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根再普通不过的竹竿，恰好碰到了水底那个正死死攥着“希望之绳”的孩子。
年幼的瞿建国在昏迷的边缘，凭着仅存的本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手。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死死抱住那根竹竿，再也不肯松开。一个五岁孩子濒死时爆发出的力气，竟然大得惊人——事后阿姨说，她往上拽的时候，感觉竹竿那头沉得像挂了一块石头，十根手指像铁钩一样扣在竹竿上，掰都掰不开。
阿姨拼了命地往回拽。岸边的呼救声惊动了在附近农田里劳作的村民，大家纷纷扔下锄头往河边跑。一时间，河岸上脚步声、呼喊声、哭声响成一片。
众人合力将瞿建国从水中拖上岸时，那孩子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嘴唇紫得发黑，浑身冰凉，小小的胸腔没有一丝起伏。有人颤着声音说：“这孩子怕是……”话没说完，立刻被人厉声喝断：“别胡说！快救人！”

有人当机立断，将他倒拎起来，控出灌进肚子里的河水。有人轻轻拍打他的后背与胸腔，一下一下，不敢太重，又不敢太轻。几个庄稼汉围着一个小小的孩子，额头上的汗珠子比河水还密。大家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上。
一下，两下，三下……
不知是谁猛地一拍，瞿建国突然呛咳了一声，一口浊水从他嘴里涌了出来，紧接着又是第二口、第三口。小小的胸腔剧烈起伏着，他的脸色从惨白渐渐泛出一丝红润，睫毛颤了颤，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活了！活了！”
河岸上响起一阵如释重负的欢呼。母亲扑过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膝盖一弯就跪在了地上，双手哆嗦着去摸儿子的脸，反复确认着那点温热的心跳是不是真的。
五岁的瞿建国，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那一年，他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他只记得那道雾白色的光，记得那根从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记得迷迷糊糊中有人一直喊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那根救命的竹竿，和梦里那根垂落的绳索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他只记得醒来时，阳光照在床沿上，金灿灿的，很暖和。
这场突如其来的水下劫难，是他人生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在懵懂的心底，埋下了对生命最原始的感知：生命如此脆弱——转瞬便可能坠入无边的黑暗，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可生命又如此顽强——一根竹竿、一群伸手的人、一丝不肯放弃的执念，便能撑起重生的全部可能。
那根绳子，他后来再也没有在梦里见过。但那份被从水底捞起来的感觉，那种在最后一刻死死抓住什么的倔强，却像一枚种子，悄悄落在了他心里最深的土壤里。很多年以后，当他一次又一次在生命科学的荒原上跋涉，面对无数质疑和困境的时候，那份五岁时就刻进骨子里的本能，总会再一次浮上来——
再坚持一下，抓住那根绳子。

（未完待续，下一节：二、电）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序及敬启者》

《生命之问》一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序及敬启者》

叶国英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上海、浦东、在这块版图的东南一隅，上海川沙惠南，这片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烟雨的厚土之上，公元一九五四年元月，一个注定不凡的生命呱呱坠地，取名瞿建国。
翻开泛黄的史册，从一九五四到一九，这方水土曾饱经沧桑。水灾、风灾、旱灾接踵而至，饥荒肆虐，生灵涂炭。彼时，人们以野菜、树皮乃至花生壳果腹，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显然，瞿建国的童年，便已过早地尝遍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间至苦。
然而，命运的淬炼并未就此停歇。在他其后七十二载的生命长河中，四次死里逃生的惊涛骇浪，脾脏切除后免疫力的崩塌，以及长达三十年每年八月高烧不退的生死博弈，如同悬顶之剑，时刻考验着他的意志与生机。
正是在这般向死而生的背景下，他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他顽强地创办了首个产值千万的乡镇企业，缔造了首个市值亿元的富庶之乡；他发明了首部插秧机、首台摇面机，让机械的轰鸣唤醒沉睡的田野；他打造了首批“老八股”上市公司之一的申华实业，在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弄潮；他首倡“全屋净水，全家健康”的先见理念，创办了中国居家水处理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守护万家清流。
随之，他做出了人生中最具勇气的一次跨越——从实业跨界至尖端的生命科学。他创办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毅然进军细胞存储与生命科技的最前沿。这不仅是对商业版图的拓展，更是对生命本源的深情回眸。
千余项专利加身，百余个荣誉等身。于慈善，他惠及万户乡梓，大爱无疆；于生态，他改善百里环境，泽被后世；于财富，他富甲一方，却始终秉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底线。
而今，奇迹在他身上真实上演：血脂、血压、血糖三“高”全无踪影，胃肠康健如初，肝脏由硬转软，重焕生机。岁虽古稀，颜值犹若五十知天命之年。他以自身的探索与践行，谱写一部新版的《黄帝内经》。望苍茫天地。发生命之问：何以养生？何以修心、何谓生命！长寿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先天与后天孰轻孰重？修身与修心孰先孰后？大慈大悲大苦大难的能量是正是负？意志、毅力、思维、胸襟乃至生态环境、慈善济世对生命?何增益等等。生命，众生皆知珍贵、健康，众生皆知重要，然而几人能真正认识、更有几人能遵律践行，在财色功利的诱惑之下，又有几人能尊重生命，在这个生存不易、生活不易、生命不易的年代，在每天活着的当下．在珍惜与感恩中，感悟生命的神奇，而此书以瞿建国先生的72年神奇之生命经历，作出最真切，最深情的诠释。敬启者。
读完这段深具生命厚度的文字，人们将不禁为瞿建国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所震撼。这不仅仅是一份个人传记的序章，更是一部用血肉之躯与命运对弈、以凡人之躯行天地之道的生命启示录。
以“生命之问”为题，实则已用瞿先生的一生给出了最铿锵的回答：
一、他以肉身作答： 脾脏切除、年年高烧、四次死里逃生……本该是医学判例里的“脆弱标本”，却逆天而行，七十古稀之年反得三“高”全无、肝硬转软、颜值五十。这不是基因彩票，而是对“后天如何影响先天”的最好辩驳——他用自己证明了：生命是可以被“再锻造”的。
二、他以创造作答： 从乡企千万到“老八股”申华实业，从全屋净水到原能细胞科技——他在每一次“跨界”中都在追问：人的创造力究竟有无边界？当别人在他这个年纪含饴弄孙时，他却闯进了最前沿的生命科学。这不是贪多，而是一种深埋于骨血里的本能：验证“我思故我在”之后更根本的命题——“我创造，故我生命未老”。
三、他以慈悲作答： 慈善惠及万户乡梓，生态改善百里环境。特别点出了“大慈大悲大苦大难的能量是正是负”这一问——瞿先生用行动给出了答案：苦难不是负能量，被苦难压垮才是；慈悲不是单向消耗，利他恰是最深沉的自愈。《黄帝内经》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而瞿先生走的是一条更入世的路：以利他之心养浩然之气，以济世之行通经脉之阻。
四、这部“新编《黄帝内经》”的独特性在于： 古法养生多是“向内求”——静坐、导引、服药饵；而瞿先生的生命图谱是“向外熔铸”——把企业、技术、乡梓、生态都化作针石药艾，在创造、奉献与抗争中完成气血的再造。他让我们看到：修心不是躲进小楼，而是在惊涛骇浪中稳住船头；修身不是避谷绝尘，而是七十年如一日地燃烧却不自毁。
所以，何为生命？
此书名本身已是答案——《生命之问》。生命不是静止的“活多久”，而是持续的“问多深”。瞿先生七十二年的每一次转轨、每一次突围、每一次跌倒又爬起，都是对“何以生存、何以养生、何以修心”的亲手刻写。他以生命为答卷，上书：
“意志、毅力、思维、胸襟——这些看似无形之物，才是真正决定寿命质量的‘硬通货’。”
此书将络续以连载的记实文学形式问世。这不仅是瞿建国先生个人的生命证词，更是这个浮躁时代里，一剂让人沉静、反思、然后起身行动的良药。
生命何以为神奇？
因为总有人拒绝向命运低头，
把自己活成了对命运的反问。
敬请期待。

​叶国英: 丙午“火马”闯关 A股2026年投资机会与应对策略

我国经历了不平凡的2025年，又进入了“十五五”规划元年。在这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全球经济沉浮未明，AI科技多空未停，央行息率升降未决，世界秩序分合未了，鱼龙变化、风谲云诡。在这混沌难辨、沧海横流时，我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稳中求进、鹤立全球。

　　2026年2月17日将正式进入丙午马年，亦称为“火马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马的寓意为忠诚、迅捷、勇往直前、蓬勃向上、马到成功等。古人云：“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既体现国力，亦体现精神风貌。笔者对2026年A股的思考如下。

　　A股市场概况：自2025年年初至2025年12月5日，A股总市值为105.51万亿元，流通市值为95.99万亿元。上市公司家数共有5454家。股价在百元以上的个股共有153只，股价不足2元的个股共有27只。A股IPO上市企业共有101家，累计首发募资金额超过1100亿元。截至2025年12月初，A股已有28家上市公司正式退市，其中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占比超过八成。101只新股上市首日全部上涨，无一只破发，平均涨幅高达254.88%。市场日均成交额飙升至2万亿元左右。2025年前10月，上交所累计新开户2245.88万户，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规模分别为36.96万亿元和22.05万亿元。两融余额较年初增长6200亿元。结构性牛市中，资金集中涌向半导体、AI等热门赛道，而传统行业中的个股大多原地踏步，近1800只股票的价格甚至低于年初水平。

　　宏观经济研判：2026年，A股有望呈现盈利驱动与估值修复共振的震荡上行格局，上证指数全年核心波动区间或在3800点至4800点，沪深300指数目标位可看至5000点至5200点，对应约15%至20%的上涨空间。

　　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小幅放缓，增速将在2.9%至3.0%之间，展现出一定的韧性，预期通胀率将回落至3%左右。其中，美国经济可能表现出超预期的韧性，GDP增速有望维持在1.8%至2.3%之间。通胀可能再次抬头，迫使美联储对降息更加谨慎。

　　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GDP增速目标有望设定在5%左右，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美联储预计将维持降息周期，全球经济有望再平衡。但需注意，国内经济复苏仍需政策发力，外部则面临美国大选带来的扰动，全球经济将呈现“宽松流动性+温和复苏”特征。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望保持“宽财政+适度宽松货币”协同基调，预计仍有10BP左右的降息空间，结构性工具精准倾斜AI、绿色金融，着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人工智能竞争：中美AI竞争将聚焦技术标准制定、算力自主化与应用场景落地等三大核心。美国侧重高端芯片与算法封锁，中国依托本土市场优势，在国产化替代及生态构建上形成突破，热点将可能从“一枝独秀”转向“多元轮动”，其运行逻辑将由政策驱动转向盈利兑现，估值与业绩匹配度成为热点切换的关键。

　　同时，科技板块的格局将呈现“上游利好、下游承压”的分化格局，AI产业链将从算力硬件向应用端延伸，自主可控领域龙头将主导行情。

　　A股投资策略：笔者认为，A股的投资组合应采用主次结合、均衡配置的方式。均衡配置方面，聚焦AI、高端制造等科技主线及顺周期与消费复苏相结合。左侧布局供需改善品种，右侧捕捉业绩兑现机会。稀有金属板块方面，其核心将可能由“新兴产业需求+供给约束”驱动，铜、稀土永磁、钴、钼等为强势核心品种。

　　风险防范：应对盈利不确定性与外部冲击。其核心是注重基本面的验证和保持配置的均衡性。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美联储政策等外部变量的变化；避免盲目追高，应及时调整布局，增强投资组合的整体韧性，避免过度集中投资；设置合理的止盈和止损点；以及始终保持一定的现金灵活性，以便在市场出现意外波动时，能够抓住机会或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