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问》纪实文学连载丨刀下逃生（下）

叶国英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永远是一个喧嚣的地方。担架车轮碾过水磨石地面的声音、护士急促的脚步声、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病人家属压低了的哭泣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地下河。

瞿建国被推进急诊室的时候，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体温是三十九度四，血压偏低，心率偏快。急诊医生翻看了他的病历，看到了“脾切除术后”那几个字，眉头皱了起来。

住院。检查。化验。输液。各种药物一种一种地试，体温计上的数字纹丝不动。三十八度以上，一天，两天，三天——两周过去了，高烧依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无法确诊。转院。

华东医院。那里有当时全上海最先进的CT设备。放射科医生把CT片子插在灯箱上，白色的灯光透过胶片，把那幅图像照亮。

一团像葡萄一样的阴影，一串。圆形的、大小不一的、紧密排列在一起的阴影，挂在横隔膜上，压在心脏和大血管的旁边。

胸部急性纵隔肿瘤。

确诊了。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那里有上海经验最丰富的胸外科医生。医生看了片子，神情严肃，用手指在CT片子上重重地画了一条线，详细地解释着即将面临的“战争”：

“这个位置很深，紧贴着心脏和大动脉。必须从背部开刀，为了获得足够的手术空间，至少要抽掉两根肋骨。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像排雷一样，把这串‘葡萄’从心脏和肺部的缝隙里剥离出来。手术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出血，或者损伤到膈神经。术后，因为您脾脏缺失，感染的风险也比常人大得多。”

抽掉肋骨。打开胸腔。在心脏旁边动刀。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锤子，敲在安静的会诊室里。

瞿建国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不是在害怕，他是在计算。脾脏缺失、免疫力低下、此刻极度虚弱——他的身体，经不起这场惨胜如败的战争。就算手术成功了，被抽掉肋骨的胸腔，被大面积剥离的组织，需要多久才能恢复？那个“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预言，像一道符咒，再次浮上心头。距离那个期限，还有不到八年。是用一次可能直接倒在手术台上的豪赌，去换取未知的生存概率？还是……

与此同时，天平上还有第三个砝码。上海股份制改革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申华电工联合公司，即将成为“老八股”之一。如果他在手术台上出了问题，谁来把申华送上资本市场？

一个在常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体里扎下根来。

他说：“我要在医院里开董事会。”

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病房，变成了申华电工的临时会议室。白墙上还贴着结核病的防治宣传画，输液架像一个沉默的哨兵立在床边。瞿建国半靠在床上，穿着病号服，手臂上还扎着留置针。但他的眼神，不像一个病人。

第一场董事会。议题：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申华怎么办？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你会好起来的”那种安慰。直接说正事。谁来接替董事长？改革的接力棒交给谁？文件在哪里？签字权怎么交接？那是一场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讨论。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瞿建国的健康，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现在最想听到的——不是安慰，是方案。

第一场董事会结束。方案定了。

第二场董事会。议题：如果我不做手术，改用中医调理，申华怎么办？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被西医诊断为“急性纵隔肿瘤”的危重病人身上，提出用中医治疗——听起来像是放弃，像是在等待那把悬在头顶的“手术刀”落下。

但瞿建国的逻辑清楚得可怕：“手术的风险是确定的。抽掉肋骨、打开胸腔、在心脏旁边动刀——每一种风险都是确定的，是可以预见的惨烈。我的身体经不起这些。而中医调理的风险是不确定的——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但至少，我还能做自己身体的主人。我不会被打开胸腔，不会在三十七岁就被抽掉肋骨。治本为主，疗表为辅。先让身体的正气回来，让那个‘四十五岁’的魔咒，自己退散。”

董事会在激烈的争论后作出了决定：尊重董事长的意愿，协助他“逃离医院”。但同时，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瞿建国“逃”了。他撤掉了留置针，脱掉了病号服，从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后门离开。他身上没有手术刀，口袋里没有住院单，只有一张写满中药方子的纸。这一“逃”，是逃离了那台确定的手术，也是逃向一场与自我意志、与“四十五岁”生命期限的漫长博弈。

他找到了一位世代行医的老先生。老先生切了左手的脉，又切右手。看了舌苔，问了二便、出汗、睡眠。然后，开了一张方子。

以扶正、配方、辅正、祛邪、治本、疗表。

第一碗药。黑的。浓的。苦的。药汁滑进嘴里，舌尖一瞬间就麻木了。胃里翻江倒海，他咬着牙咽下去。

一天三碗，一天不落。

他开始调理饮食。不吃生冷，不吃油腻，不喝酒，不抽烟。每天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都按照中医的规律来。

他开始调整作息。过去熬夜加班是常态，现在他逼着自己早睡。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给身体留出自我修复的时间。

他开始放慢工作节奏——只是“放慢”，不是“停止”。申华的事还在处理，只是以前一天能做完的事，现在分成了三天。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那碗中药，每一天都出现在他的餐桌上。

第一周，什么变化都没有。低烧依旧，疼痛依旧，那个“四十五岁”的预言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心底。但他告诉自己，再等等。

第二周，低烧似乎退了一点。不再是全天候的灼热，而是像潮水一样，有了短暂的间歇。

第三周，那种来自胸腔深处的牵拉疼痛减轻了。不是突然消失，而是像退潮一样，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后撤退。他第一次觉得，也许自己能活过四十五岁。

一个月后。两个月后。他去做了一次CT。

放射科医生把新的片子和旧的片子并排插在灯箱上。旧片子上，那串葡萄样的阴影清晰可见，触目惊心。新片子上，那团阴影缩小了不止一半。边缘变得模糊，内部的密度变得不均匀，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医生摘下眼镜，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你做了什么治疗？”

“中药。”

半年后，第三次CT。灯箱亮起来的那一刻，放射科医生反复看了三遍。

那片曾经被一串葡萄状的阴影占据的区域，干干净净。没有肿瘤。没有残留。只有正常的纵隔结构。

那串“葡萄”，消失了。

现代医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自发性消退”——发生率极低，不到十万分之一。科学无法证明“意志”可以杀死肿瘤。但科学也无法证明，它不能。

瞿建国的纵隔肿瘤，就这样消失了。没有开胸，没有抽掉肋骨，没有放化疗。只有中药、调理、休养——和那一场逃离决定的勇气。

他后来对人说：“也许是逃离医院这一勇敢举动感动了上天，或是意志强大的力量驱使，病情逐渐好转。”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距离医生让他“争取活到四十五岁”的预言，还有不到八年。他拒绝了那把几乎确定要落下的手术刀。他赌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他赌赢了。

而在那些喝中药的日子里，在那些“放慢但不停”的日子里——申华实业的股份制改革，一步也没有停下。病房里的两次董事会，不是摆设。那些在病床边讨论出来的方案，在他离开医院后，被一一执行。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申华电工联合公司成为首批挂牌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股票代码600653。

那一天，瞿建国没有在外白渡桥上。但如果没有外白渡桥上的那一倒，没有那两次病房董事会，没有那一碗碗苦到心底的中药——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也许就没有这个名字。

不是命运眷顾了他——是他自己，在三十七岁那年，选择了拒绝那把刀，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那个关于“四十五岁”的生死之问。

(未完待续：下章《生命的逆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