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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问》一记生命科学的探索者瞿建国(16):生命在股权之争中焕发心智(上)
叶国英
/ 08月30日 11:04 发布叶国英
随着自己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瞿建国对财富的掌控比之前自主、自如了不少。然而,当财富纳入资本市场,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之后,财富的利益关系便迈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新阶段,迫使其心力、心智、心境也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
车轮上的传奇:从亿元乡到“老八股”
瞿建国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1973年,他十九岁,在家乡浦东川沙创办了桥弄木器厂。木匠出身的他,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琢磨家具,硬是凭着聪明好学,在十六岁就成了木匠师傅。到了1983年,他领导的村办企业实现产值千万元、利润超过百万元,闻名全国。1986年,他担任孙桥乡副乡长,带领这个上海郊区的乡镇跻身中国首批“亿元富乡”之列。
然而,瞿建国并不满足。“总想着这种模式存在‘天花板’。”他说。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瞿建国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向的变化。他联合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27家企业,创建了一个跨省横向经济联合体——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率先践行股份制改革。
这一决定,意味着瞿建国要放弃之前的种种荣誉,甚至仕途。乡党委坚决不同意他辞职,全乡60个合作队的干部轮流到他家劝他,三百多位老人成天围着他,说什么也不让他走。瞿建国动情地说:“让我去吧!失败了,我回来种田;成功了,我回来报答你们!”
1987年3月,申华电工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负责人瞿建国辞去公职,就任董事长。股票面值一百元,发行一百万股。这是上海郊县第一家乡镇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里程碑。
但股票发了,却迟迟不能上市流通。性急的投资者想退股,瞿建国只好借钱来买股票,以至于自己持有公司不小的股份。为了股票上市的事,他常跑证券部,负责人希望他帮忙推销股权认购证,他又自己解决了一千张股权认购证的“包袱”。谁料,三十元一张的认购证后来炒到一万多元,瞿建国因此成了中国最早一批资产过亿元的个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而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作为首批“老八股”之一挂牌上市。
病房里的企业家:肿瘤与上市的双重倒计时
创业的路,是用命拼出来的。
为了申华电工的转型,瞿建国的生活节奏曾经是这样的:凌晨四点起床,骑自行车到公交车站,换乘公交车到市区,再步行几公里到政府部门排队办事。下午赶回工厂处理日常事务,晚上看文件、学政策、研究股份制改革方案。书不离手,报不离眼,案上文件,枕边刊物——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每一条信息。不懂股票,就请教专家;不懂法律,就请教教授;不懂政策,就请示领导。
拼,是真的拼。明明疲惫的身体已经靠近家门,他累得靠在门槛上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妻子早晨开门,看见丈夫像一捆柴一样倒在门槛上,随着门的推开倒了进来,含泪将他扶到床上。旧车上坡熄火,他用尽全力推车,烈日下一头栽倒,昏厥在车旁,被路人紧急送往医院。
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高烧十八天不退,医生会诊,CT显示纵隔有葡萄状肿瘤。良性还是恶性?生还是死?
这些问题压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无法承受之重。但瞿建国有一个本事:他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把注意力从“我有多痛”转移到“我还要做什么”上。在五角场结核病疗养院的病房里,他半靠在病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温度计。来看望他的人,没有听到一句唉声叹气,没有看到一丝愁眉苦脸。他和来访者谈的不是病情,而是申华的战略定位、业务开拓、人才选聘。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瞿建国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举贤选能、推陈出新”。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境,使他毅然“逃”离医院,将病魔从西医的手术刀下、转换到中药的汤剂之中。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与癌症的治疗几乎同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奇迹”也由此诞生。申华的成功上市与肿瘤的逐步消退,成了瞿建国生命中的又一生动见证。
“桃子熟了”:三次股权之争的序幕
古语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融资后的资产优化配置,需要企业向产量与质量、规模与绩效方向发展;需要向机制与人才、员工与股东、价值与回报方向去探索。
申华是典型的“三无概念股”——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外资B股,全部股份都是流通股。这种股权结构,使申华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容易被盯上的猎物。瞿建国曾公开表态:“上市公司本质上就是货架上的商品,只要有能力,对申华发展有利,谁都有资格争取入主,我均愿拱手让贤。”
不表态没事,一表态,就引来了严重的后果。员工人心不稳,老员工更是担忧。社会各色人等——投机的、投资的、善意的、恶意的,应接不暇。此时,瞿建国才真正认识到在股权之争的巨大利益面前,人心、人性的复杂,交易、交流的艰难,迫使其心智与心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第一次危机来自万科。1993年11月10日,“宝延风波”刚刚平息不久,深万科发布公告,称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申华实业135万股,占申华实业总股本的5%。王石、郁亮进入申华实业董事会。然而,这次合作并未持续太久。1994年,君安证券发表《改革倡议——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对万科参股申华实业大加指责。万科开始减持申华实业股票,1995年2月,王石退出董事职位,陈祖望、郁亮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95年10月23日,瞿建国收到一纸传真:“广州三新实业公司公告持有申华实业5%的股份,请速回。”翌晨,怀着一团疑虑的瞿建国回到公司,立即召见各位董事。然而,他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生疏、冷清乃至孤独的感觉。一批“老兄弟”毫不知情,而那些作为精英、不惜血本招聘并委以重任的“人才”,却一改往日言听计从的态度,眼神中透着冷酷和狡诈的狡黠。看似最熟悉的职员却如此陌生,理应最贴心的同伴却如此“敌对”。
他们围着瞿建国,像进行一场“围猎”。戏弄、劝退、威逼:“瞿董,您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是啊,资本市场太复杂,不如急流勇退,把位置让出来。”
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原以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却不料“外来和尚念歪经”。解铃还须系铃人。瞿建国决定:先实地考察三新,团结“老兄弟”绝地反击,以法治理寻求正义。
这一夜,他夜不能眠。摊开办公桌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他终于想通了那个让他痛彻心扉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会变得如此陌生?
以前作为乡镇企业时,瞿建国对申华有相对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大家听他的是因为他有威望,因为他能带着大家吃饱饭。但现在,申华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另外一套行使权力的规则,谁手里的股份多,谁就有话语权,这就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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