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劫 刀下逃生（上）

外白渡桥上的那一瞬间

1988年的夏天，上海正经历着多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

空气是黏的，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贴在皮肤上。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微微下陷。黄浦江的水面反射着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蝉鸣从每一条弄堂里涌出来，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永不落幕的合奏。

三十七岁的瞿建国坐在一辆借来的尼桑轿车里，正从浦东赶往浦西。

说是“轿车”，其实是一辆跑了不知多少万公里的旧车。方向盘上的皮革已经磨得发亮，空调早就坏了，车窗摇下来的缝隙里灌进来的不是凉风，是滚烫的、带着江水腥味的热浪。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摞文件——股份制改革的申报材料、公司章程修订稿、股东名册初稿。每一页纸都被他的手汗洇出淡淡的湿痕。

那是1988年。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资本市场还只是一张蓝图，但蓝图已经在变成现实。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他亲手创办的企业，即将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民营企业、股份制、上市——每一个词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每一步都需要自己去跑、去磨、去磕。

他已经跑了整整一天。从浦东的工厂到浦西的体改办，从体改办到人民银行，从人民银行到会计师事务所。中午没有吃饭，水也忘了喝。他的衬衫湿了干、干了湿，后背上结着一层白色的盐渍。

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向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这座1907年建成的百年铁桥，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之前的最后一道门槛。钢结构的拱形骨架横跨在两岸之间，暗灰色的铆钉和桁架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一百年来，无数人从这座桥上走过——逃难的、经商的、革命的、恋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命运。

瞿建国的命运，在这一天，和这座桥纠缠在了一起。

车子驶上桥面。上坡。他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动力不够。再踩。车身开始发抖，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在鞭子下挣扎。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发动机熄火了。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一盏一盏地暗下去。车子在坡道上停住，像一块突然失去生命的铁。

瞿建国愣了半秒。他看了一眼油表——有油。水温表——正常。不是车子坏了，是车子累了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辆车横在桥面上，后面已经有车在按喇叭。一声，两声，转眼间连成一片，尖锐的、焦躁的、不耐烦的鸣笛声从桥的那一头涌过来，像一堵声音的墙。

他没有时间思考。

推开车门，热浪迎面扑来，像一记闷拳。他绕到车尾，双手抵住后备箱盖的边缘。铁皮烫得他掌心一缩，但他没有松开。

弓起背，曲起膝，发力。

三十七岁的身体。脾脏已经缺失了十八年。每年八月的高烧已经折磨了他十八年。这个身体，早就不应该干这样的重活了。但他没有想这些。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把这辆车推到路边，不要堵在桥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一步。车动了一寸。

两步。他的手臂开始发抖。

三步。额头上汗水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流进眼睛，蜇得他几乎睁不开。

四步。呼吸变得又急又浅，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五步。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汗水滴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嘶的一声就蒸发了。

六步。眼前开始发黑。那是一种奇怪的黑——不是全黑，而是从视野的边缘向中心蔓延的、带着光晕的暗色。他以为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喘口气。他没有停下来。

七步。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推车，还是在被车拖着走。身体和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八步。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不是在胸腔里，而是在脑袋里。每一下都像有人在他的太阳穴上敲鼓。

九步。最后一脚。

他推不动了。

不是他放下了手，是他的身体替他放下了手。他的手从后备箱盖上滑落，膝盖弯曲，身体像一座突然失去支撑的塔，缓缓地、不可逆转地——倒了下去。

滚烫的柏油路面接住了他。

左边脸颊贴着地面，滚烫的、粗糙的、带着细碎砂砾的柏油。他感觉不到疼。意识像一个正在退潮的水面，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身体里流走。外白渡桥的钢架在他模糊的视野里变成了交错的影子，蝉鸣变得遥远，鸣笛声变得遥远，整个世界都在退远。

他被人抬上担架的时候，还穿着那件被汗水浸透的衬衫。救护车拉响警笛，从外白渡桥上呼啸而过，穿过外滩，穿过南京路，驶向海宁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是他第四次生死考验的起点。而考验的真正面目，要在几周之后才会完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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