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英

1973年，瞿建国十九岁。他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在跳动——乡镇企业的苗子开始冒出来了。

他带头创办了桥弄木器厂。没有厂房，借用村里的仓库；没有资金，东拼西凑了几百块钱；没有工人，他一个人既当厂长又当师傅又当学徒。第一批产品做出来，他一件一件地检查，用手指摸每一处拼接的地方——光滑的过关，不平的拆了重做。木器厂的订单从村里扩展到镇上，从镇上扩展到县里。不是因为他是“厂长”，是因为他的家具比别人结实、比别人好看、比别人耐用。他又先后在村里成立了塑料厂、服装厂等多家企业，修了村里的第一条煤渣路。“要想富，先修路”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桥弄村实实在在的改变。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木器厂厂长升任工业大队长，业绩斐然，再挑担副乡长直至“体制内”。虽然家里依然一贫如洗，但他从不贪钱财，在岗位上连亲朋好友送的礼物也全部捐送幼儿园、捐送贫困老人，尽力做到丝毫不贪、不占便宜。

他曾立下志愿：只求事业有贡献，不为钱财去拼命。年轻时，他就希望“出人头地”——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作贡献，为集体创事业，为后人做榜样，为百姓谋幸福。

1984年，他被任命为孙小桥乡副乡长兼工业公司总经理。1985年，孙小桥乡成为上海仅有的两个“亿元乡”之一。但他没有停。1986年，他联合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二十七家企业，创建了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连华西村的吴仁宝也加入了。两位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农村能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然而，这次横向经济联合失败了。漆包线滞销，用人失误，官司缠身，二十七家企业纷纷退出。瞿建国把大家找来，当众宣布：“大家拿出多少钱，就退回多少钱。所有的损失，我们申华电工来承担。大家好聚好散，买卖不在，情意长存。”联盟散了，钱没了，债背了，人散了。但他没有倒下。他辞去了副乡长职务，放弃了铁饭碗，二次创业，创办了申华实业。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申华实业成为首批挂牌上市的“老八股”之一，股票代码“600653”。那一刻，那个曾经在南京路上捡废木料的农村小木匠，他的公司股票可以在交易所里公开交易了。

上市之后，瞿建国没有住进大房子、坐上高级轿车，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依然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有人不解：你都上市了，还这么拼干什么？他说：“上市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以前是对几百个乡亲负责，现在是对成千上万个股东负责。”

那几年，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不买豪车、不配秘书、不搞特殊。出差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饭在路边小店解决。申华实业的财务报表干干净净——每一笔支出，都经得起查；每一分利润，都对得起人。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钱是社会的，暂时放在我这里而已。我只是一个保管员，不是拥有者。”这句话，在他后来的几十年里，一再被验证。

也正是这份清醒，让他面对那笔突如其来的财富时，没有迷失，反而生出了警觉。

1992年底至1993年初，当他在“认购证”上稀里糊涂地赚了上千万元“横财”时，反而有些心怀不安、满是困惑。这笔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与他几十年流汗、流泪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不同——它没有木屑的味道，没有汗水的咸味。他感到的不是欣喜，是不安。

最后，在领导、朋友和家人们的支持下，他把这笔当时的“巨款”全部捐出，成立了新中国首家以个人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这就是他人生的观念转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有人问他创业的关键是什么，他说：“创业不能为了钱，为了钱去奋斗，最终必败无疑。钱是成功的结果，并非成功的要素。很多人脑子里做着财大气粗的梦，这是创业失败之根源。”他还说：“人总会遇到一些意外，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比如因为头痛放弃了度假，手烫伤放弃了宴席。看似坏事，也许是上等的好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天继续下去还会发生什么。要是没有那些‘不好’的影响，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今天？”

这就是他的“取之有道”——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赚损害社会的钱，不赚违反政策的钱。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