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国民级硬汉：真想捧红他，但他不愿意

老病缠身的范成大，终于抵挡不住岁月的无情打击。
绍熙三年（1192），他的幼女出嫁前不幸亡故，这让他十分心痛。老友周必大写信劝慰他说，世间幻化，哭过恸过之后，自应一笔勾断。
但范成大还没从丧女的悲哀中调整过来，第二年，他的夫人也去世了。
这次对他是致命一击。同年九月五日，68岁的范成大亦与世长辞。
多情之人，终归为情所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长情文弱的老头儿，却不知他曾是一名震慑敌国的猛男，一个精炼能干的官员。
范成大去世两年后，周必大为他写神道碑，还原了他更为多面的人生：
做人极其厚道，喜道人所长，不欲闻人过；做官仁民爱物，“凡可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必为之”；写文章，瞻丽清逸，自成一家；写诗词，大篇短章，传播四方；写书法，自皇帝至庶人，人人争相收藏……
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瑕疵的全才，在时代的洪流中，虽曾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周必大还是替他惋惜不已：
“虽大用而未尽，识者惜焉。”
范成大成为全国“顶流”，是在他45岁这一年。
这一年，乾道六年（1170），曾创下抗金彪炳战绩的国民级英雄虞允文向宋孝宗建议：派遣使者到金国去办两件关乎大宋面子的大事，一是请金国归还宋朝皇陵所在的巩、洛之地，二是要求金国更改受书礼仪。
宋孝宗一听，爽快地准了。自隆兴二年（1164）北伐失败与金国签订和约后，这个十分想雄起的皇帝，就活得十分憋屈。宋朝祖陵竟然落在“沦陷区”，已经让以孝治国的国策显得可笑。更为现实的郁闷则是，每次金国使者来递交国书，南宋皇帝必须“降榻受书”——离开龙椅，亲自接收。宋孝宗早就想改变这项耻辱的礼仪。
问题是，对于当时强势的金国来说，这两件关乎大宋面子的大事，也关乎他们的面子。谁都要面子，最后就是拳头决定面子。所以，出使金国提交“非分”的要求，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差事，派谁去呢？谁愿意去呢？
虞允文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李焘，一个是范成大。
史载，退朝后，虞允文将此事告诉李焘，李焘听说后吓得脸都白了：“今往，金必不从，不从必以死争之，是丞相杀焘也。”
李焘强烈要求改派别人去担任这项要命的差事，他还要留着小命写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呢。
任务只有落到了范成大身上。
没想到范成大毫不推脱，一口答应下来。
出发前，宋孝宗专门问范成大，听说大家都很怕出使金国，难道你不怕？
范成大回答：“臣已立后，为不还计。”我已经交代了后事，原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宋孝宗赶紧宽慰说：“朕不发兵败盟，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我们又不是撕毁和约，金人不至于害你，不过像苏武一样风餐露宿、吞毡饮雪倒是有可能……
话虽这么说，但范成大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宋孝宗交给范成大的国书里面，只提了请金国归还宋朝皇陵一事，丝毫不提更改受书礼仪之事。范成大觉得不妥，请求宋孝宗补上。但宋孝宗“弗许”——也许是怕激怒金人，所以不肯在国书里写上这个诉求，只要求范成大到时便宜行事。说白了，就是要范成大不按外交礼节出牌。
自古弱国无外交，范成大此去凶多吉少。
到达金国，范成大先是递交了请求归还宋朝皇帝陵寝的国书，“词气慷慨”。就在金世宗及其臣子们侧耳倾听之时，范成大却突然说，两朝的受书礼仪有问题，需要更改，我这里有一份私人写的奏疏。说完从衣袖中掏出奏疏，要呈交金世宗。
这种唐突的做法并不符合外交礼仪，金世宗闻言大怒：“这里岂是你个人献奏疏的地方？”两边的金国大臣也很愤怒，纷纷用笏板击打范成大，但范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僵持了许久，金国太子甚至要拔剑杀了他。
回到金人接待宋朝使节的旅馆，第二天，范成大听到守门的小吏在议论，金国要扣留他。范成大知道自己处境危险，遂写下一首诗表明心志：
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
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范成大《会同馆》
诗中提到，他要以汉朝的外交家苏武为榜样。当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坚不投降。放逐北海牧羊，吞毡饮雪。匈奴人扬言：待公羊产乳，才会放了他。但苏武手持汉节，历尽艰辛18年，终不屈志。而范成大此次也做好了必死的准备，生命无非是一个小小的气泡，很轻很轻，无论生死我都要像苏武一样不辱使命，管它公羊产不产乳。
范成大的气节在金国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金世宗认为此种不惧死的忠臣在哪儿都应该受到尊重，关键是可以借此激励本国的臣子，所以最后还是放了范成大。史载，范成大“竟得全节而归”——出乎意料捡回了一条命回到南宋。
尽管此次出使未能达成南宋的两项要求，金国只同意南宋方面奉迁陵寝，并归还宋钦宗梓宫，但范成大的平安归来，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外交成果。当时的南宋朝堂，大多为主和派，他们“畏金如虎”，生怕有任何言辞触怒金国，引起两国交战，故对一切不合理的条约忍气吞声，不敢去争取。而范成大作为主战派的一员，以实际行动证明：想要别人尊重你，必须先尊重自己。越是不争不抢，人家越看不起你。
因此，范成大归来，像是给南宋打了一剂强心针，提振了国家信心。他本人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达到个人一生的人气巅峰。
但实际上，范成大本人从未想过做英雄，当硬汉，他的成名不过是历史时势推着他往前走。他真实的一面，是一个有点颓丧的禅佛爱好者，一个喜欢田园生活的半归隐者。
回望他的少年时代，小小年纪已经经历大起大落。
范成大生在北宋靖康元年（1126），是平江府吴县（今苏州）人。在他出生这一年前后，涌现了一批“靖康宝宝”，这些孩子后来走出了许多人才。比如早他一年出生的陆游，晚他一年出生的杨万里和尤袤，这四人后来合称“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而跟他同年出生的周必大，后来做到了宰相，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与范成大交情深厚，死后得谥号“文忠”。
范成大两岁时，北宋亡国，但这还未对江南一个富庶之家的婴儿造成多大的影响。他的家世确实很显赫，与北宋名臣范仲淹同宗，虽然疏远而不通谱。他的祖父范师尹，赠太子少傅。父亲范雩，是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至秘书郎。而母亲蔡氏，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蔡襄的孙女，北宋名相文彦博的外孙女。
在如此优越的家庭里，范成大慢慢成长为疏财仗义、追求快意生活的官家子弟。但在他十七八岁时，随着母亲和父亲相继病逝，一切应得的日子瞬间按下了暂停键。他孤身带着两个妹妹，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返回了故乡吴县。以家中仅剩的财力帮助两个妹妹出嫁后，他自己躲到昆山县的荐严寺读书，一读就是十年。
好友周必大后来回顾范成大这段经历，说他“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科举意”。
也许是父母双亡让他深陷哀痛与孤独之中，他将自己此时的孑然穷困一身，认为是上天对他年少时放纵生活的惩罚，所以他隐隐有看破俗世之意，心甘情愿长年在寺庙中与僧人为伍，大好年纪也不出来参加科举入仕。范成大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心态的巨大变化，他曾写诗说：“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
后来，是父亲生前好友王葆的出现，改变了范成大的人生轨迹。
王葆是昆山人，与范雩是同年进士，累官左朝请大夫，以善于识人著称。看到范成大生活态度消极，便勉励说：“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你逝去的父亲一直希望你考科举当官，你难道想违背他的遗愿吗？范成大这才决心“出山”考科举。有意思的是，王葆还是周必大的岳父，对周必大颇多鼓励和提携。正是通过王葆的关系，周必大与范成大结成了毕生的友谊。
绍兴二十四年（1154），29岁的范成大考中进士。
这一年，殿试的状元是张孝祥，与范成大同科进士的还有虞允文、杨万里等人，可谓是南宋最牛的一届科举。而同样参加这一年科举的陆游因为得罪秦桧，遭黜落，未能上榜。
成功的日子总是这么平平无奇且枯燥，对于范成大而言，接下来的使命就是做官。
一到官场，他那种遁世隐居的性格就暂时蛰伏起来，而精明强干、兴利除弊的作风就凸显出来。他做过很多官职，大抵上在地方则为民谋利，在朝廷则勇于进谏。
因为为官犀利，他曾遭罢职；也因为为官颇有口碑，他又多次被重新起用。仕途起落浮沉，但他内心极少波澜。他本来就是凭借士大夫的责任感勉力入世参政，希望为国为民做些有益之事而已。就其本心来说，他仍然向往当年在荐严寺的半隐居生活，那才是他觉得最舒适的人生状态。
从乾道三年（1167）起，范成大开始在老家苏州城的石湖之滨，营造石湖别墅。哪一天仕途受挫或者厌倦了，他随时可以进入隐居状态。
一个人一旦对权力没有欲望，他在权力场中就变得特别强大。不怕事，所以能做事。
进入官场的第一个职位，是徽州司户参军。他在任上最著名的事，是写了一首《催租行》，揭露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让朝廷上的衮衮诸公开始反思基层官场的病态。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范成大《催租行》
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同样犀利而催人泪下的《后催租行》，客观叙写一名老农全家的遭遇，从而反映农民在官府苛重租税下的苦难日常。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
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
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
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
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
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
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范成大《后催租行》
全诗质朴，却又字字泣血，尤其是最后两行，已经卖掉两个女儿抵租税的老农自叙，明年不怕催租的上门了，因为，家中还有第三个女儿可以充抵！
这种现实主义的、对底层人民的关注，贯穿着范成大的大半生。伟大的作品，要和时代、人民的悲欢相通。正如钱钟书所说，范成大“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
但范成大不仅仅停留在为底层呼号，而是有能力便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状。
在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州任上，他用3个月修复通济堰，让当地百姓世世代代“蒙其利”。了解到当地贫民生活艰难，常常生完孩子就遗弃，他于心不忍，专门筹了一笔钱来收养弃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丁钱负担太重、贫民被迫遗弃婴儿的问题，他为民请命，上疏请求减收浙东丁钱。
他还首创“义役”，即以一乡或一保为单位，应服役的家庭按贫富“输金买田”，建立公用互助的义田，田地产出可抵各家服役费用。这类似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免役法加上公益互助的结合体，结果让范成大办成了，当地民众从此免于差役之苦，也免于遭受胥吏的催逼而破产。
范成大在处州仅干了八九个月，就被调到朝廷当礼部员外郎。当地人不舍得他走，十里相送。
回到朝廷仅一年后，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由此从一名地方实干官员，变成了国民级的外交英雄。但他并未改变心志，仍“以国家之痛为痛，与百姓之忧同忧”——这始终是他为官的初心。不管身处顺逆境，不曾更改。
由于出使金国有功，范成大归国后，随即升任中书舍人。可没多久，他就遭到外调。
事情起因是，宋孝宗欲任用外戚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一时舆论哗然，但没人敢直言劝阻。这时，皇帝命范成大起草任命文件。范成大拒不起草，又上疏劝谏，最终阻止了任命，而他本人却被皇帝弄到偏远的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当知府去了。
范成大并不沮丧，也不抱怨，随遇而安。他从家乡出发，一路南行到桂林赴任。途经临江军（今江西樟树）时，他见到了几株古梅，十分喜爱，从此与梅花结下不解之缘。
梅花的迎霜怒放与孤傲独立，历来被认为是士大夫勇气和归隐者高洁的双重象征。这恰好十分契合范成大的心境，所以一见钟情。晚年归隐后，他最大的乐趣之一是搜求各种梅花品种，广泛种植。他在石湖别墅种了数百株，还嫌不过瘾，又专门开辟了一个地方，取名“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种梅”。赏梅，写诗作词，编写《梅谱》，他因此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梅痴”。
晚晴风歇。一夜春威折。脉脉花疏天淡，云来去、数枝雪。
胜绝。愁亦绝。此情谁共说。惟有两行低雁，知人倚、画楼月。
——范成大《霜天晓角·梅》
他不仅自己咏梅，还请别人咏梅。
在范成大病逝前两年，晚辈鬼才姜夔到石湖探访他，恰好赶上大雪，梅花盛开。范成大硬是留姜夔住了一个月，让他作词谱曲。姜夔完成两阕词后，范成大赏玩不已，亲自命名为《暗香》《疏影》，并让家伎习唱。据说，姜夔离开时，范成大还将两名家伎送给了他。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姜夔《暗香》
但第二年，范成大进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似乎又悟到，痴迷梅花本身亦是眷恋外物的一种表现，人之欲望还是消解得不够彻底。在经过数夜大风，枝头梅花被打落殆尽之后，他悟到了这一点：
花开长恐赏花迟，花落何曾报我知。
人自多情春不管，强颜犹作送春诗。
——范成大《连夕大风凌寒梅已零落殆尽三绝·其一》
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拥有大智慧如范成大者，也无法抄捷径，直抵终点。他总要在一站又一站的旅程中，与心灵对话，与外物相适，才逐步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淳熙二年（1175），50岁的范成大受任出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跟之前在其他地方一样，范成大在四川依旧颇有作为，政声极佳。练将士、修堡寨、蠲租赋、荐人才，他的为政举措越发老练。但对范成大本人而言，此时他内心的归隐情绪逐渐变得浓烈。出世与入世两种人格在进行激烈的内心之战，两年后，他就称病上疏辞职。
在四川期间，范成大最大的收获，或许是与陆游成为莫逆之交。陆游当时经过范成大的举荐，成为他的下属。后来，朝廷上主和派诋毁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范成大迫于压力，无奈将其免职。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二人的交情。两人时常诗词唱和往来，陆游说，范成大的诗词刚写完，笔墨犹未干，就被人拿去谱曲传唱，“仕女万人已更传诵”。到范成大辞职离蜀时，陆游不忍别离，竟一路相送，陪着走了十来天的路程才挥泪告别。范成大对此十分感念，在回赠陆游的诗里说：“送我弥旬未忍回，可怜萧索把离杯。”
范成大乘船东归，在淳熙四年（1177）的中秋节到达武昌，跟友人聚会时填了一阕词——这或许是范成大最著名的一阕词了：
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山头。老子个中不浅，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
敛秦烟，收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想见姮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
——范成大《水调歌头》
有人因为作者在词中自称“老子”，便从中读出了豪迈气概；但我分明从中读出作者的苍凉之感。作者面对山河破碎的国家难题，却无能为力，只能带着满头白发东归，今夜与友人多饮了两杯，他才借着酒精稍稍舒缓郁结之气。举起酒杯问明月，是否愿意同他结伴归隐？
心境黯然，他的归隐人格此时已显露无遗。是否落实，就只是等一个契机而已。
大约同一时期，年仅40岁左右的辛弃疾在江西上饶的带湖修建了新居，但他也在犹豫要不要归隐：“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最后他把自己还不归隐的原因归结到怕皇帝不允许，说到底还是国家有需要，他就随时待命。范成大的心境同样如此，或者说，有家国责任感的士大夫都是如此，无论内心如何向往独处，他们仍需强迫自己以社会型人格示人，不能怂，不能逃避时代的责任。
楼阴缺，栏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
隔烟催漏金虬咽，罗帏黯淡灯花结。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
——范成大《忆秦娥》
所以，想必范成大也是活得很辛苦，跟陆游、辛弃疾一样。
历史的吊诡在于，靠社会责任感支撑着的范成大，从成都回到临安后，竟获得了意外的晋升。
淳熙五年（1178），他甚至短暂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好友杨万里评价说，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范成大）才一二辈”。
在那样的时代，做一个“正臣”的代价，便是仅仅两个月后，他就遭弹劾罢免。
随后又是外调，历任明州（今宁波）、建康府（今南京）等地主官。
仿佛命运的复刻，50多岁的范成大又经历了一轮浮沉起落。人生之于他，从来不是一场长跑这么简单，而是一次次的折返跑。
但这一次，他真的要跑回起点，去拥抱真正的自我了——淳熙十年（1183），从夏至秋，五次请辞，终于获批。从此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的退隐生活，尽管中间仍有过两次的短暂起用，但他真的老了，朝廷也只是将他当成朝臣的一面旗帜，起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回到石湖，范成大总算可以长舒一口气。他强迫自己扮演了大半生的外向型人格，随着社会责任的完成，终于可以卸下了。他也终于可以重新活成年少时的自己，像他18岁时栖居荐严寺那样，做回那个有点颓丧的禅佛爱好者，那个喜欢田园生活的半归隐者。
他终于可以吐露真实的想法：“方其余之在紫微，未尝忘江湖之梦；及其余之耕石湖也，益自觉公侯之轻。”
身在帝国官场30年，主政一方也好，出使金国也好，哪怕周遭有再多的欢呼，都未曾掩盖过他内心怯怯的归隐之梦。跟内心渴望的田居生活相比，高官厚禄不过如同粪土。
“多谢纷纷云雨，相忘渺渺江湖”，一个真实的、舒适的、内向的、无为的范成大，终于回来了。
园丁以时白事，山客终日相陪。
竹比平安报到，花依次第折来。
——范成大《题请息斋六言》
植梅，赏菊，关心粮食和蔬菜，这才是范成大。那么多年过去，他做直臣，做能吏，做好官，做英雄，做功名之事，但他内心，始终住着一个范蠡，一个陶渊明，一个元德秀，“一棹何时归去，扁舟终要江湖”。
终于，他写下了《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拓展了田园诗的生命：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
终于，他写下了热腾腾的农事词，里面有泥土和血汗的气息：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范成大《蝶恋花》
终于，他写下了平生最为看重的亲情，里面有他的子女和日常：
南浦回春棹，东城掩暮扉。
儿修鸡栅了，女挈菜蓝归。
风力虽欺酒，花香尚染衣。
衰翁牢守舍，肠断钓鱼矶。
——范成大《家人子辈往石湖检校暮归》
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他依然热爱生活。
终于，他像一个平凡的农家老头儿一样老去，经历丧女和丧妻之痛，经历花期无常和时光流逝，经历故人寥落和风雨敲门，经历最后的孤独与自然。
但惟其如此，他越是平凡老去，越是彰显伟大。
“花久影吹笙，满地淡黄月”，再见了，范文穆公！（最爱历史）
参考文献：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孔凡礼：《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
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钱钟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王聪聪：《周必大与范成大交游考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范成大最有名的十首诗，梅熟落蒂，如星如月，唯美了流年

范成大最有名的十首诗，梅熟落蒂，如星如月，唯美了流年：
1.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
2. 《四时田园杂兴·其七》
3. 《四时田园杂兴.其十五》
4. 《车遥遥篇》
5. 《喜晴》
6.《横塘》
7. 《州桥》
8. 《咏河市歌者》
9. 《清明日狸渡道中》
10. 《碧瓦》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范成大（1126年—1193年）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星辰。
他生于南宋时期，既是政治家，也是一位集大成者的诗人。他从江西派入手，又学习了中、晚唐的诗作，继承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大，到了清朝初年，有“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剑南指的是陆游，石湖便是号“石湖居士”的范成大。
整体看来，范成大的诗以语言流畅、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而著称，尤其以田园诗和抒情词见长。以下，我将带您领略范成大最有名的十首诗，感受他笔下那细腻入微的情感世界与广阔无垠的自然风光。
1.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

• 原文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 写作背景
晚年的范成大退居家乡，闲来无事时写下了《四时田园杂兴》组诗。组诗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诗歌描写了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
这是其中第二十五首，是一首写初夏江南田园景色的佳作。
• 赏析
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初夏江南农村的景色。
梅子金黄、杏子肥硕、麦花雪白、菜花稀疏，色彩鲜明且富有层次感。“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此句从侧面写出农民劳作的忙碌，白天村子里少有人迹，只有蜻蜓和蝴蝶在飞舞，营造出一种静谧又充满生机的乡村氛围，体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热爱。

2. 《四时田园杂兴·其七》
• 原文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 写作背景
范成大在57岁以后退居家乡苏州石湖，这段时期，也是他田园诗创作的高峰时期。
当时的南宋偏安一隅，江南地区相对较为安定，农村生活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范成大闲居在此，着眼于农村生活，结合自唐代王维、储光羲、孟浩然、韦应物等田园诗人描写农村田园的诗歌传统，将所见的夏日农村生活场景，写成了七言诗。
• 赏析
诗中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男女日夜劳作、各司其职的生活状态。
“昼出耘田夜绩麻”体现了农民的辛勤，“村庄儿女各当家”则突出了他们的勤劳和自立。小孩子虽然不懂得耕织，但也在桑树荫下学着种瓜，充满童趣，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生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劳动在农村生活中的传承，表现出诗人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和对劳动人民的尊重。

3. 《四时田园杂兴.其十五》
• 原文
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 写作背景
这首诗同样是《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中的一首，描绘了晚春时节的农村生活场景。
《四时田园杂兴》组诗内容极为丰富，江南农村的自然风光，四时农事，农家的生活遭遇等尽现其中，形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生活长卷。这一首便从旁观者的角度入手，既写了夏日优美的景色，又融入了江南客商到农家买茶的情景，可窥见南宋时的江南，经商已是常见之事。
• 赏析
前两句“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营造出一种宁静的乡村氛围，蝴蝶在菜花间飞舞，白天也没有客人来访，突出了农村的宁静和闲适。
后两句“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通过鸡飞狗叫的场景，表现出行商到来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的商业活动，使诗歌充满了生活气息。

4. 《车遥遥篇》
• 原文
车遥遥，马憧憧。
君游东山东复东，安得奋飞逐西风。
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月暂晦，星常明。留明待月复，三五共盈盈。
• 写作背景
这是一首杂言乐府诗，描绘的是相思之情，其中的名句“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成为描写爱情的名句。
具体的创作背景难以确切考证，但从诗的内容可看出是作者对爱情的感悟与表达，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内敛与含蓄。
• 赏析
前两句“车遥遥，马憧憧。君游东山东复东”写出了恋人离去、路途遥远。接着诗人许下“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的美好愿望，以星和月的关系来比喻自己与恋人，希望能相互陪伴、交相辉映。
最后，诗人望着掩在云堆里的月亮，与高挂在星空的星辰，表达出了自己的期待：即使月亮会有暂时晦暗的时候，但星星常明，等到十五月圆盈满时，你我星月皎洁辉映成天之佳偶。
这种对爱情的美好期许，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又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浪漫情怀。

5. 《喜晴》
• 原文
窗间梅熟落蒂，墙下笋成出林。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 写作背景
这是一首六言诗，题材比较少见，诗集两幅对联而成的诗，收录于《石湖集》中。它创作于诗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对雨后初晴的景色和季节变化的感悟。
• 赏析
此诗语言平实，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梅熟落蒂、笋出成林的景象。
据记载，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尝青梅，冬天可赏梅花，如此不失闲情雅致。前两句的意思是说窗前的梅子熟了，墙角下的竹笋也长成了竹子，一片葱郁依然成林。整天下雨都不知道春天已经结束了，天一晴才发现原来已到深夏。
作者通过“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这种对天气和季节变化的敏锐感知，表达出时光悄然流逝的感慨，意境深远，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

6.《横塘》
• 原文
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
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 写作背景
这是一首写离情的七言绝句。
诗题"横塘"是一个地名，在苏州，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所以诗中是以江南水乡为背景，不仅写了江南的美景，更是借景抒情，写出了送别朋友时的情景，同时也表达了与朋友间的深情。
• 赏析
诗中的“南浦”是送别诗词中的重要意像，出自唐代诗人江淹的《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泛指送别之处。
诗中说了，春天来了，南浦边碧绿的河水已经涨满，横在河上的枫桥，高耸的寒山寺塔，还是同旧时的模样一般。每年都在这横塘送客，多到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了，眼前总是浮现出这熟悉的一暮：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杨柳依依，水边停泊着画船。
前两句为送别之景，后两句是离别之情。全诗以抒情之笔写景，通过环境景物描写，烘托离别之情，情景交融，深情缠绵，回味无穷。

7. 《州桥》
• 原文：
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 写作背景
公元1170 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渡过淮河后便踏上了中原土地，来到北宋曾经的都城汴京。
此时北宋已灭亡，这片曾属于繁荣的北宋的土地已经被金国占领。朱雀门，宣德楼，它们曾经属于大宋皇宫，可如今早已换了旗帜。丧国的痛楚，沦为异邦蹂躏的凄惨，令中原父老苦不欲生，也令目睹这一切的范成大悲从中来。
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日记《揽辔录》一卷，又有诗一卷，收录了七十二首七言绝句，以表达故国之思。
• 赏析
诗中描写了汴京州桥南北的天街，以及翘首盼望宋朝军队归来的中原父老。“父老年年等驾回”体现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国的思念和对朝廷收复失地的渴望。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这句把父老们的急切心情刻画得极为真实感人，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百姓的同情，同时隐晦地流露出对南宋议和不战政策的不满。

8. 《咏河市歌者》
• 原文
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
可怜日晏忍饥面，强作春深求友声。
• 写作背景
晚年的范成大退职家居，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着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又引用了民歌的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
这首诗是诗人在街市上看到一位卖唱者，面黄肌瘦，在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范成大有感而作此诗，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 赏析
诗的前两句“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指出诗人听出了卖唱者所唱的歌曲并非从容地演唱，其中还蕴含着内心的不平。后两句“可怜日晏忍饥面，强作春深求友声”，描写了卖唱者日暮时忍受着饥饿，却还强作歌声。诗人引用了《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卖唱者的同情，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

9. 《清明日狸渡道中》
• 原文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
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
墦间人散后，乌鸟正西东。
• 写作背景
绍兴二十四年（1164），范成大调任徽州任司户参军，赴任途中经过狸渡这个地方时，正值清明。清明是传统的祭祀节日，加上此刻春雨淅沥，一路行走见到人们烧纸钱祭奠亡人，不由得悲从中来，写下了这首诗。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背乡离井的失落，以及客居他乡的惆怅思绪。
• 赏析
诗中描写了清明节的雨中景色，如“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画面感极强，将花在山中盛开的艳丽和柳在水边低垂的姿态生动地展现出来。“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则描绘了路边坟地上扫墓的人已经离去，只剩下石马、纸鸢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作伴，更增添了一种凄凉的氛围。
在这个本该祭祀祖先、悼念亡人的节日，诗人却背井离乡，更增添了他的悲伤之感，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感慨。

10. 《碧瓦》
• 原文
碧瓦楼头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
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
• 写作背景
这是一首精致的小诗，描写的是暮春景致，题目从首句两字截取而来。具体创作背景不详，但从诗中描写的景色可推测是诗人对一处景色优美之地的描绘。
• 赏析
诗的前两句“碧瓦楼头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描写了一座碧瓦高楼，楼头有绣幕遮挡，楼外有赤栏桥和倾斜的绿溪，展现出一幅精美的建筑与自然景色相融合的画面。
后两句“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即使没有风，杨柳也漫天飘絮，没有雨，棠梨也落满了地，给人一种空灵、静谧的美感，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惆怅之情。
诗中的“碧瓦”二字，令人联想到华美的宅邸，绣幕、赤栏桥等景物，都是江南的景色，不由让人想到作者这是讽刺南宋朝廷歌舞西湖，沉醉临安，忘却国耻。

最美宋词十首，句句封神，每一首都值得背诵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当时词人和弟弟苏辙分居两地，作者醉后怀念弟弟，便写了这首著名的抒情之作。
如此皓然朗月，几时能够常有呢，词人在这样圆月高照的中秋之夜，手拿酒杯向青天发问？不知道那天上的宫阙里，今晚又是何年呢？词人原本打算乘着风飞到那月宫中去，却又害怕那琼楼玉宇，虽然美丽却太过高深，而太高处则会不胜其寒。倒不如依然居于人间，对月翩然起舞。月光皎洁，月华的清辉照着华美的高楼，也低洒进雕花的窗内，照着每一个夜深不能眠的人。此时词人和弟弟分离，月圆而人不能圆，为此词人虽然觉得不应当埋怨那一轮圆月，但还是忍不住诘问：为何月亮总是要在人们分离时圆呢？而后词人又意识到：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悲欢离合，正如月亮也总有阴晴圆缺一样，自古以来就难求圆满。于是词人心境转为豁达洒脱，超然物外，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词作的结尾充满了人生哲理，是苏轼哲理词的代表作。

声声慢·寻寻觅觅
【宋】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人一整天的愁苦心情，从“寻寻觅觅”开始。她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飘流海洋中的人要抓到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但词人寻觅了一天，找到的却是“凄凄惨惨戚戚”。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使自己感到孤凄悲伤。在气候不定，天气时冷时热的时候，词人的心绪最难平静。三杯两杯薄酒，怎么能敌得过这凄寒的夜风！词人正伤心时，看到了南来的秋雁，这正是她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是旧时相识”了。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然菊花堆满地，词人却不想去摘它，也不想去赏它。然而人不摘花，花会自己枯萎；等到花飘零飞落的时候，则想摘也不能够了。她空守窗前，独坐无聊，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更为难过。愁雨滴在梧桐树上，到黄昏的时候，点点滴滴地下个不停。就像词人无法停止的愁绪。这怎是一个简单的“愁”字能形容了的呢？

雨霖铃·寒蝉凄切
【宋】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人即将别离，天色已晚，阵雨刚刚停歇，寒蝉发出一声声凄切的哀鸣，在送别的长亭，人怎么能不悲伤？送别都门，在都门设帐饯别，却无心畅饮。留恋朋友，不想让他离开，无奈船主催促，已经快到出发的时间了。送朋友登上小船，他们在船头紧握双手，泪眼相对。傍晚的云雾弥漫在辽阔的天空，显得苍茫而幽远。设想别后道路遥远，不知将来彼此的人生道路如何，他们倍感惆怅。离别的悲伤，历来如此。何况离别的时刻选在这冷落凄凉的深秋！叫人怎能不伤心！今夜酒醒后会在何处呢？醒来在船中，抬头看到残月惨淡地挂在夜空，岸上的柳树依依，清晨的风徐徐吹来，使人清醒。才知昨夜的离别不是一场梦境。这一别离，一去就是几年，别后将是长久的寂寞，年华虚度。别后再会无期，这种别后的愁思，无限风情跟谁诉说？

青玉案·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中而落，好似陨星雨。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混杂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暇接。元宵的气氛热烈非常。这些游女们，一个个雾鬓云鬟，戴满了元宵特有的闹蛾儿、雪柳，这些盛装的游女们，行走过程中不停地说笑，在她们走后，衣香还在暗中飘散。这些丽人，都非作者意中关切之人，在人群中只寻找一个人。词人为找寻她花费了多少苦心，对她真是一片痴心。然而她总是踪影难觅，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忽然，在那一角昏暗的残灯下，词人看见了，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还未归去，似有所待！那灯、月、烟火、笙笛、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还有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而且，倘若无此人，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与趣味呢！

念奴娇 · 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当时苏轼贬居黄州，出游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了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这首词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对一度流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长江汹涌奔腾，东流而去，千百年来那些才能出众超群、风度潇洒倜傥的英雄人物都随着逝去的浪涛而隐去了。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就是三国时代周瑜曾作战过的赤壁。在那儿，陡峭不平的山崖石壁直刺向天空，高耸入云霄，气势澎湃的惊涛骇浪狠狠地拍击着江岸，激起了一层层雪白的浪花。江山如此多娇，如一幅奇丽雄伟的画卷，那个时代（三国时）一度荟萃了多少英雄豪杰。遥想当年的周瑜，年轻有为，神武英勇，又加上刚刚娶得美人小乔为妻，更是英姿勃发、气宇轩昂。只见他手持羽扇，头戴纶巾，于谈笑之间轻松从容克敌，将强敌的战船烧得灰飞烟灭，大败曹军。而此时此刻，怀想三国旧事的词人，在凭吊古人的同时不由得念及自己，词人志向高远却一直壮志未酬，仕途坎坷，感觉年华虚掷，人生无常。而后词人自嘲道：应该是笑我自己多情善感吧，导致头发都早早地变白了。人世如一场大梦，我还是倒一杯酒来祭奠这江上的明月吧！而在这自嘲的背后则饱含着词人对自己坎坷身世的无限沉痛感慨。整首词感慨古今，写得雄浑苍凉、大气磅礴，一方面将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中；另一方面又引人们陷入深邃的历史沉思中，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动人心魄。

鹊桥仙·纤云弄巧
【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显示出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可是，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过美好的生活。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正飞驰长空。迢迢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相见多么不容易啊！一对久别的情侣在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就抵得上人间千遍万遍的相会。两情相会的情意啊，就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一夕佳期竟然像梦幻一般倏然而逝，才相见又分离，怎能不令人心碎！刚刚借以相会的鹊桥，转瞬间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路。不说不忍离去，却说怎忍看鹊桥归路，婉转语意中，含有无限惜别之情，含有无限辛酸的眼泪。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鹊桥言别，恋恋之情，无法言表。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才是爱情的真谛。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宋】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红色的荷花开始凋谢了，素白的竹席也有些凉了，时间已到深秋。少女时代，她驾舟出游是没有孤独感的。结婚以后，丈夫本应该邀她一起领略水光山色，却因为外出而没有去，她这才感到孤独。过去她见到的是萍花、汀草、鸥鹭，而现在她盼望见到的却是能送信的鸿雁。遗憾的是，她一直等到月满西楼时才见到鸿雁掠过。花落水流，青春易逝，光阴难留。自己相思难熬，又设想丈夫的闲愁也不易排减。身处异地，两心相通，相思之情才下眉头，又迅速地涌上心头，难以消除。

满江红·写怀
【宋】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公元1136年，岳飞率领岳家军第二次北上出击金兵，收复了洛阳西南险要之地，逼近黄河，马上就能将金军一举攻破，却因为朝廷不供应军粮，而功败垂成。被召回后，虽然升职为太尉，但依然壮怀激烈，心绪不能平，便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
面对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词人不由得怒发冲冠。独上高楼凭栏而立，抬头遥望远方，外面骤雨已经停止，风烟澄静，风景自佳。但是词人此刻心中却愤恨难平，便仰天长啸，倾泻其万斛英雄壮志，一时间志气高扬，情怀激烈。于是词人抚膺述志，30年来，在风尘中四处奔走建下功业，征战南北八千里，堪和云月共欣赏，胸襟见识何等壮阔！光阴易逝，要抓紧时间，不要让它白白流走。一旦光阴虚掷，从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悲伤也来不及了。
靖康二年(1127)，金兵入侵占据中原，掳走徽、钦二帝，这是宋朝的奇耻大辱，却至今未能洗雪。词人身为人臣而帝王被掳走，国家破碎的愤恨，何时才能够息灭！驾驭着战车，将贺兰山的山口给扫平荡破。英雄壮志激昂，群情激愤，将那凶狠的敌人啖肉喝血，谈笑之间就把他们消灭殆尽。然后回过头来，收拾整理旧日的山河，重震国威，一同参拜朝堂上的君王。

浣溪沙 · 一曲新词酒一杯
【宋】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也是和今年一样的暮春天气，面对的也是和眼前一样的楼台亭阁，一样的清歌美酒。然而，在似乎一切依旧的表象下又分明感觉到有的东西已经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这便是悠悠流逝的岁月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事。听一曲新歌，饮一杯醇酒，真是安闲满足、如沐春风。可是，时序转换，今年不是去年，去年不再，人事不同，怎能没有感触！夕阳西下，一去不返，何时曾见过夕阳西回？眼前花落委地，令人无可奈何。忽见燕子翩飞，似曾相识，原来是去年旧燕，今又归来。在此一念之间，便觉花落复有花开，春去复有春归，日落复有日出。原来，宇宙人生多少事物，有一次性的一面，亦有重复性的一面。有一去不返的一面，亦有永恒的回归一面。然这回归重复不是原封不动地重现，而是重现中有渐变，只是似曾相识罢了。只在小园的小径上独自徘徊。宦海风波中，晏殊也免不了有沉浮得失。在官场平庸无聊的应酬中，敏感的诗人当然会时时痛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无意义消耗。这就是词人在舒适生活环境中也不能避免的“闲愁”，是摆脱不了的一种淡淡的哀伤。

钗头凤·红酥手
【宋】陆游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曾几何时，唐婉与词人共同游玩沈园。唐婉纤嫩的手拿着酒壶为词人殷勤把盏，他们喝的是用黄纸封口的官酒，那时沈园围墙边的柳树都发芽了，两人幸福地在一起欣赏满城惹人的春色。
但今日重游旧地，往日欢情已被东风吹散了，景物依旧却更增烦恼，以往的情人虽然美丽依旧，但早已另嫁他人，美酒虽然芬芳醇香，却饱含着二人的血泪。宜人的春色更增添今日相会的凄苦。恩爱夫妻被无情拆散，欢情少，离情更多。满怀愁绪，痛伤别离。这究竟是谁的错？今日相逢，已是物是人非，她已经为相思而消瘦下去，眼里含着伤心的泪水。词人满眼看到的是花落人稀，亭台荒落。当初的山盟海誓虽然还在，但已经无法传达彼此的心意了，就不要再提了吧！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婉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穿心。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还是算了吧！（慢慢失忆）

6首冷门荷花宋词，首首意境绝美，一眼千年

卜算子·席间再作
宋·葛立方
袅袅水芝红，脉脉蒹葭浦。
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
草草展杯觞，对此盈盈女。
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
葛立方是南宋的诗论家，写过有名的《韵语阳秋》，在词史上并不算最耀眼的名字，可这首小令，却把微雨荷塘的意趣写绝了。通篇十八个叠字，却丝毫不觉雕琢斧凿，倒像是信手拈来的眼前光景，自然得像风本身。
水芝是荷花的别名，"袅袅"两个字，写尽了荷花的姿态。不是亭亭玉立的端方，是风过处花瓣轻轻颤动的软，是带着水汽的柔，像刚睡醒的女子，连站都站得慵懒。它就开在长满芦苇的水岸边，不与名园的百花争艳，只脉脉立在野地里，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这十四个字，是荷塘边最舒服的天气。风是淅淅沥沥的小风，不是掀翻荷叶的狂风，烟是水面浮起的淡淡薄雾，不是遮天蔽日的浓雾，雨是疏疏落落的几点阵雨，不是泼下来的暴雨。就是那种说下就下、说停就停的荷心雨，打在荷叶上，声音都是轻的。
下片写人，朋友来了也不讲究排场，随便在水边摆上酒具，对着荷花就喝起来。在词人眼里，这满池荷花就是盈盈而立的美人，不需要客套，不需要应酬。最妙的是"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飘落的荷花瓣浮在水面上，就当是盛酒的小船，一杯一杯慢慢喝着，杯里映着天上的霞光，人和荷花和酒和雨，就那样静静融在了一起。
这首词里没有家国愁，没有身世恨，甚至没有多余的情绪，就是一场偶然的雨，一次随便的聚，一池开得正好的荷花。那种松弛的、不紧不慢的快乐，隔了千年读起来，都觉得带着水汽的荷风混着酒气，轻轻拂到脸上来。
洞仙歌·荷花
宋·刘光祖
晚风收暑，小池塘荷净。
独倚胡床酒初醒。
起徘徊、时有香气吹来，云藻乱，叶底游鱼动影。
空擎承露盖，不见冰容，惆怅明妆晓鸾镜。
后夜月凉时，月淡花低，幽梦觉、欲凭谁省。
且应记、临流凭阑干，便遥想，江南红酣千顷。
刘光祖是南宋中期的名臣，一生刚直，这首词是他贬谪期间所作，借残荷抒怀，把一个人酒醒后看荷的况味，写得入木三分。
"晚风收暑，小池塘荷净"，开篇七个字，就把人拉到了那个傍晚。白天的暑气被晚风吹散了，小池塘里的荷叶，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尘埃。他一个人靠在胡床上，酒刚醒，头还有点沉，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起来沿着池边慢慢走，风过处，时有一阵残荷的香气吹过来，不是浓得呛人的香，是一阵一阵的，等你仔细去闻，又没了。水面上云影藻荇交横，叶子底下，游鱼一动，影子就跟着乱了。整个世界都安安静静的，只有鱼动水响，只有荷香暗度，只有一个刚醒酒的人，在池边慢慢徘徊。
荷叶还高高举着，像承露的玉盘，可曾经开在叶上那冰清玉洁的花朵，已经谢了。"空擎承露盖，不见冰容"，只剩满池绿叶空自撑着，像晨起对镜的女子，发现妆容已残、红颜不再，空留一腔惆怅。
到了后半夜，月亮凉了，月色淡了，枝头残留的最后几朵花也低低垂着头，他从梦里醒过来，满心的寥落，连个说的人都没有。可他不沉溺在伤感里，只是靠在栏杆上，看着眼前这一池清净的叶，遥想着，这个时候，江南的千顷荷花，应该正开得红酣满地，像喝醉了酒一样吧。那种独处的清寂，那种隔着距离遥想盛景的温柔，读来十分动人。
祝英台近·荷花
宋·高观国
拥红妆，翻翠盖，花影暗南浦。
波面澄霞，兰艇采香去。
有人水溅红裙，相招晚醉，正月上、凉生风露。
两凝伫。别后歌断云间，娇姿黯无语。
魂梦西风，端的此心苦。
遥想芳脸轻颦，凌波微步，镇输与、沙边鸥鹭。
高观国号竹屋，和史达祖是交好的朋友，他的词集叫《竹屋痴语》，人也像集子的名字一样，带着点解不开的痴气。这首咏荷词，从开篇就染上了离别的颜色。
"拥红妆，翻翠盖，花影暗南浦"，红色的花瓣像美人拥着盛装，翠绿的荷叶像风里翻动的车盖，重重花影把南浦的水面都遮暗了。南浦自古就是送别的地方，江淹那句"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早把这两个字浸满了离愁，所以这满池荷花从一开始，就看着人间的聚散。
傍晚的霞光铺在水面上，木兰舟划过水波，是采莲的女子去摘荷花。姑娘们互相泼着水玩，红裙子溅湿了也不在意，笑着闹着互相招呼，要等月亮升起来，在风露里喝个大醉。这场景多热闹啊，笑声隔着水面都能听见，可热闹是她们的，词人站在岸上，看着一样的荷花月亮，心里想的是别的人。
"两凝伫"三个字，停得格外重。他和记忆里的那个人，也曾这样并肩站在荷塘边吧？一样的月亮，一样的荷香，一样的风露吹在脸上。可如今只剩他一个人站在这里，"别后歌断云间，娇姿黯无语"，离别之后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就连满池荷花，都像她当年娇美的样子，默默立着，不说一句话。
西风吹过来，连梦里都是苦的。最动人的是结尾，他遥想她轻皱眉头的样子，想她走路时像洛神一样凌波微步的姿态，这些画面他再也见不到了。反而是沙岸边的鸥鹭，日日都能在荷塘里双宿双飞，人竟然连水鸟都不如。荷花年年都开，月亮年年都圆，只是一起看花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惜红衣·吴兴荷花
宋·姜夔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
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
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
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
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
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
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姜夔一生漂泊，这一年他住在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暑气将尽的时候，他看着半残的荷花，写下了这首词。竹席枕头招来了凉意，每天弹琴看书打发日子，睡醒了总觉得浑身没力气。打上来冰凉的泉水，用并州快刀切开新鲜的瓜果，隔着墙头唤邻居送酒，可谁会来问问我这个住在城南的诗人，想不想喝一杯呢？
整个世界都安安静静的，高大的柳树上，晚蝉叫得一声比一声凉，它们在说，西风就要来了，秋天就要来了。这蝉声里的岑寂，是客居人才懂的孤独，风景再好，没有故人同赏，总归是少了点什么。
彩虹一样的桥横跨在水上，鱼游过水面，吹起一阵花香，可荷花已经开始谢了，红色的花瓣落了一半，狼藉地铺在水面上。他把船系在岸边，抬头往北方望，故国远在天的尽头，望也望不见。最可惜的是，这水边沙外的好风景，没能和心里的那个人一起游赏。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和她一起，对着这三十六陂秋色，写下新的诗句。这时候的荷花，已经不是开得轰轰烈烈的盛时模样了，它半开半落，带着点将谢的惆怅，像客里的人，带着点没来由的愁。姜夔写荷，从来不是只写花的样子，他写的是花里的自己，是西风里的孤独，是想同赏而不得的遗憾。
渡江云·赋荷花
宋·卢祖皋
锦云香满镜，岸巾横笛，浮醉一舟轻。
别愁萦短鬓，晚凉池阁，此地忽逢迎。
柄圆敧绿，倚风流、还恁娉婷。
凭画阑，嫣然输笑，无语寄心情。
盈盈。露华匀玉，日影酣红，记晚妆慵整。
还暗惊、人间离合，羞对池萍。
三年一觉西湖梦，又等闲、金井秋声。
销魂久，夜深月冷风清。
卢祖皋是浙江永嘉人，号蒲江，和"永嘉四灵"同出一地，他的词也像江南的山水，清隽，秀气，带着点湿润的水汽。这首赋荷花的长调，写不期而遇的荷花，最是解语。
"锦云香满镜，岸巾横笛，浮醉一舟轻"，开篇就是一幅活的晚荷图。满池荷花像锦缎织就的云，香气铺满了镜子一样平静的水面，他解开头巾随意披着，横拿着笛子，醉醺醺坐在小船上，船轻飘飘浮在水面，连人带船，都要浸在荷香里了。
本来心里还装着离别的愁绪，鬓角都因为发愁添了几根白丝，傍晚乘凉走到池边的阁楼上，一抬头，就和满池荷花打了个照面。不是特意来寻，也不是约好了花期，就是走着走着，忽然撞见了开得正好的花，那种意外的欢喜，像在转角忽然遇到了久别的故人。
圆圆的荷叶斜斜举着，荷花就那样倚在风里，姿态娉婷，像个懂风情的女子。最动人的是那句"凭画阑，嫣然输笑，无语寄心情"，他靠着栏杆静静看着它，风过处花瓣轻颤，像对着他嫣然一笑，什么话都不用说，所有的心意，都在那一笑里了。
花上的露水均匀得像玉石上的光泽，夕阳照在花瓣上，红得酣畅淋漓，像女子傍晚刚化好的晚妆，慵懒又明艳。看着水面上聚了又散的浮萍，忽然就惊觉人间的离合，也像这浮萍一样身不由己，连荷花都似乎替人害羞，别过脸不忍看那聚散不定的影子。
想起三年前在西湖边看荷花的日子，像做了一场梦，转眼就到了秋天，井边的梧桐都要开始落叶了。他靠在栏杆边失魂落魄站了很久，直到夜深了，月亮冷了，风也清了，荷花还在风里静静立着，像在陪着他。这世上的花那么多，能懂你沉默的，能陪你到夜深的，也就只有这一池荷花了。
隔浦莲·荷花
宋·史达祖
洛神一醉未醒。俯鉴窥红影。
万绿森相卫，西风静、不放冷。
侵晓鸥梦稳。非尘境。
棹月香千顷。锦机靓。
亭亭不语，多应嗔赋玉井。
西湖游子，惯识雨愁烟恨。
只恐吴娃暗折赠。耿耿。柔丝容易萦损。
史达祖最擅长咏物，他写燕子，写春雨，都能写得形神俱似，这首写荷花，更是写出了荷花的魂。
开篇七个字，就把荷花写活了："洛神一醉未醒。俯鉴窥红影。"这哪里是池塘里的花啊，这是洛水的女神宓妃，喝醉了酒还没有醒，正低着头，对着水面，痴痴看自己红色的影子。古往今来把荷花比作美人的太多了，可比作醉后的洛神，这是独一份。不是规规矩矩站着的美人，是带着醉意的，松松垮垮的，慵懒的，带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风一吹花瓣轻晃，像她醉了站不稳的样子。
周围一万片绿荷叶像侍卫一样，整整齐齐护着她，西风也安安静静的，不敢吹得太冷，怕惊了她的醉梦。天快亮的时候，沙鸥还在稳稳睡着，这哪里是人间的境界啊。划着船在月光下走，千顷水面都是荷花的香气，荷叶荷花铺在水面上，像织女刚织好的锦缎，美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
它就那样亭亭立着，不说话，大概是在怪诗人，总把它写得太华贵，像天上玉井里的仙花，其实它哪里有那么远，它就在这人间的水塘里，安安静静开给自己看。我这个在西湖边漂泊的游子，见惯了雨里的愁，烟里的恨，本以为什么风景都看过了，可看到这朵荷花的时候，还是动了心。
结尾写得最是温柔："只恐吴娃暗折赠。耿耿。柔丝容易萦损。"他就那样站在船边看着，看着看着就开始提心吊胆，担心那些采莲的江南女孩子，偷偷把它折下来送给心上人。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安得很——你看那藕丝那么细那么软，很容易就会被折坏的啊。
这哪里是写荷花啊，这是写每个人心里都有过的那个人。她美好得像一场醉梦，你不敢靠近，不敢说话，连别人碰一碰，你都要担心她受委屈。千顷月光，万柄荷叶，一朵醉了的荷花，一个站在船边提心吊胆的人，这大概是荷风里最软的心事。（慢慢失忆）

十首经典《定风波》，豪情无限，苏轼的最治愈人心

定风波
【宋】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是时词人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词人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展示了他旷达洒脱的胸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首二句点题，展示了词人超越荣辱得失，任凭风雨肆掠，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竹杖芒鞋轻胜马”，这句写得俏皮，传达出一种不畏风雨、笑傲人生的自在与轻松。“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由眼前风雨联想到人生旅程中的风雨，说要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坎坷与崎岖。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三句写雨过天晴的景象，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末三句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感叹无论是雨斜风狂，还是阳光普照，不过都属寻常现象，毫无差异。而人生也是如此，只要心境平和，宠与辱毫无区别。这里反映出词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
这首词写平常生活经历，却充满了人生哲理。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宋】苏轼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为词人好友，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贬谪到岭南。在他受贬时，其歌伎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元丰六年（1083），柔奴陪伴王巩贬谪南方回来，与词人问答。词人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词人听后，大受感动，因而写下此词来赞美她。
上片写柔奴的美貌与才情。“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这两句总写柔奴的美丽，她天生丽质、温柔可爱。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这两句写柔奴的才情，她通晓音律，能自作歌曲，并且善唱，歌声悦耳。词人将柔奴沁人心脾的歌声比喻成飞雪，表现了柔奴歌声独特的艺术魅力。
下片刻画柔奴的内在美。“万里归来颜愈少”，这一句写岭南归来后柔奴的神态，洋溢着词人对于身处逆境而甘之若饴的柔奴的赞美之情。“微笑”二字，写出了柔奴在归来后的欢欣中透露出的度过艰难岁月的自豪感。“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这句话弥漫着浓厚诗意，既写出了柔奴北归时经过大庾岭时，这一沟通岭南岭北咽喉要道上梅花盛开的情况，又以斗霜傲雪的寒梅喻人，赞美柔奴不畏艰难的刚强意志。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词人和柔奴的对答之词，柔奴的回答铿锵有力，情味隽永，引起人无限敬意。
定风波·暮春漫兴
【宋】辛弃疾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试问春归谁得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此词作于闲居带湖期间。这首词抒写自己暮春时节的内心感受。上片用“少日”与“老去”的强烈对比来反衬老来的迟暮之感。少年时“春怀似酒浓”，酒醉千钟，插花走马，狂傲如癫，而老来却是“逢春如病酒”，兴致索然，饮茶焚香，百无聊赖。面对同样的春色而心境落差如此之大，其原因虽未明讲，却已暗含其中。
下片转入了咏春，作者摆脱了咏春词中惜春、伤春情调，另辟蹊径，写春天给大自然带来的变化。春风无情地卷尽了残花，使人产生怨恨，但也正是春风吹开了百花，春天又是多情多意惹人爱的。这抑扬跌宕之中，形象地托出了春天的风采和精神，同时蕴含着哲理，耐人寻味。
结尾让春燕引路去追寻春归的脚步，含蓄蕴藉，意味无穷，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一片眷恋之情。宋词一般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而此词根据抒情的需要，上片言情，下片写景，新颖别致，另具一格。
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
【宋】柳永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是一首闺怨词。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按理说，春天万木争荣，百花竞放，应该令人心中感到欢畅才是，而词中的女主人公面对这样的景色却只品味出“惨”和“愁”来，原因是什么呢？她没说。只说“芳心是事可可”，一颗芳心，整日无处可以安放，可见她是多么的寂寞无聊。“日上”三句以美景反衬女主人公之惨状。由于她情绪消沉，形貌也发生了变化：“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暖酥”写皮肤的消损，“腻云”写头发的蓬松，“终日厌厌”写形容憔悴。这一切又是为何呢？最后她告诉了我们：“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原来她是因为相思的苦恼憔悴成这样的。
下片词人怀着同情之心让这位不幸的女主人公站出来表达她的愿望：早知这样，我就不该让他走了。如果他真的未曾离开，我俩就能相聚一室，他铺纸写字、吟诗填词；我则手拈着针线，闲来陪他说话，这是多么美好啊。唯有与他厮守一处，我才觉得自己青春年少的光阴没有白白度过！只有在幻想中，我们这位女主人公才能得到一点点安慰。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宋】黄庭坚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首词乃绍圣四年（1097）重阳节于黔州贬所为次知州高羽之韵而作。黔州荒僻险恶，词人万里投荒却能随缘自适，安贫乐道，置荣辱生死于度外。词以轻松而豪健的笔调，层层推进，由重阳节酣饮至赏菊，再至骑马驰射，将其老而弥坚的豪迈奋发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示了词人身处逆境而宠辱不惊的傲岸与旷达，读之使人神气鹰扬。
词一开篇，风雨如晦的天气扑面而来。这感觉，是实写自然环境还是虚写人生风雨？对身处贬所、远离朝廷的人来说，心理感受肯定好不到哪里处。接着，他笔锋一转，重阳佳节到了，雨霁天晴，他心情大好，意欲开怀畅饮，不醉不归，在鬼门关外蜀江前。从党争中挣扎出来，何异于走了一趟鬼门关？
不要笑话我老夫聊发少年狂，头簪黄菊，鹤发红颜。作为翰墨场上的老手，我还要像当年的谢瞻、谢灵运那样，留名文场。将文人雅集、一逞文采喻为驰射，将追摹前贤雅意喻为拍古人肩，这种傲岸和豪气真是令人神旺。
此词颇有苏子之风。超旷豪迈，豁达乐观，不因生活环境的恶劣而消沉哀怨，而是积极从艰苦的境遇中寻找生活的乐趣。所以，首两句对险恶处境的描写，感慨深致，却并不消沉。佳节来临，天晴雨霁，太守宴集，这些身外之乐，竟让词人欢呼雀跃。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何能够发现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呢？而这样一点点生活小事，也让他乐以忘形，可见平时生活如何冷清灰暗！
定风波
【五代十国】阎选
江水沉沉帆影过，游鱼到晚透寒波。渡口双双飞白鸟，烟袅，芦花深处隐渔歌。
扁舟短棹归兰浦，人去，萧萧竹径透青莎。深夜无风新雨歇，凉月，露迎珠颗入圆荷。
江水沉沉，白鸟双飞，枫叶芦花，征帆渐行渐远。人离开之后，只看到园荷滴露，冷月照人，莎满荒径，凄凉冷落。这首词表面着意描绘江上一片萧寥的秋景，展现南方泽国的柔美意境，实则寓情于景，委婉含蓄地流露词人难以名状的落寞情绪。全词笔墨闲雅，气韵生动。
船帆的影子在江水深沉的江面上划过，游鱼从早到晚在寒冷的江波中游动。渡口那边成双成对的白鸟纷纷飞起，云烟缭绕，渔人在芦苇丛深处唱着渔歌慢慢隐去。
用短桨划着小船回到长着兰草的水边，人就这样离去了。路上的竹林被风吹得萧萧作响，路上满是青色的莎草。深夜之时，风停了，雨也停了。冷月初上，颗颗露珠窜进荷叶之中。
定风波
【五代十国】欧阳炯
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晴霞。数树海棠红欲尽，争忍，玉闺深掩过年华。
独凭绣床方寸乱，肠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的悲哀，由于状物抒情颇具特点，使一个传统的主题变得那样扣人心弦，充分体现了艺术的力量。
词的前二句写的是美景，也是静景，而词人于此想要突出的乃是一种静极无聊的氛围，因为对一个愁肠百结的人来说，静就是最大的折磨。第三句仍是写景，但却已经带上了象征意义。晚春时节，海棠花即将凋谢，预示着女主人的青春将逝。由于有这一句的过渡，就使下面的抒情变得十分自然。情感表露得十分真切率直，这就是所谓的质朴。
词的下阕可分为两个层次，前三句描摹了女主人公极度哀痛的形象。孤单单地靠在床边，心乱如麻，愁肠欲断。后三句刻画了女主人公渴望丈夫归来的心理。邻家女伴问起丈夫的音信，要说他一去不回，实在是难于启齿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弃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女主人公不愿让人知道自己已被丈夫抛弃，这种心情是非常真实的，也是最让人同情的。词人能够抓住女主人公这样的一种心理特征，可说是写出了人物的神韵。
与欧阳炯其他词的浓艳风格不同，这首词显得淡雅凄婉。
定风波
【五代十国】李珣
志在烟霞慕隐沦，功成归看五湖春。一叶舟中吟复醉，云水，此时方认自由身。
花岛为邻鸥作侣，深处，经年不见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潜喜，荷衣蕙带绝纤尘。
李珣喜作具有隐逸情趣的词。细分之，又有两类，一是写对于自然美景的陶醉，二是写逃脱世俗的欣慰。
这首《定风波》显然属于后者，读这首词的主要目的，应在于对李殉的思想作一番了解。词的第一句如果孤立地看，当有两解，一是向往神仙，一是仰慕隐士。因为烟霞既可作天上解，又可作名山大川解，同样，隐沦也可解作神仙。但是，通过对全词的理解，便可确知此句是写隐士而非神仙。明确这一点，对于了解李珣的思想是重要的。第二句，表现的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下面几句紧承上句，具体写了隐居生活的乐趣；整天驾着一叶扁舟，吟诗饮酒，寄身于云水之间，方知自己是个不受羁绊的自由人！
下阕的前三句，写的还是荡湖的情景。这几句反映的是作者对隐逸生活的美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后三句极赞隐士生涯的神秘高洁，流露出一种自得其乐的心情。“荷衣蕙带”原是神（少司命）的装束，这里借指词人隐居后的形象，既表现出纤尘不染的高洁，又表现出飘忽不定的神秘。
一般认为，这首词写于蜀亡后，因据《茅亭客话》载：李珣曾“事蜀主衍，国亡，不仕”。若按此说，则很难解释“功成归看五湖春”的准确含义。因此，我们主要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而不必拘泥究竟作于何时。
定风波·赠将
【宋】王质
问讯山东窦长卿，苍苍云外且垂纶。流水落花都莫问，等取，榆林沙月静边尘。
江面不如杯面阔，卷起，五湖烟浪入清尊。醉倒投床君且睡，却怕，挑灯看剑忽伤神。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读到辛弃疾这一壮词中的壮语时，人们也许不知道，约略早于辛词（约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二十年，也就是乾道三年（1167）十月，王质的一首《定风波》已别出心裁描写出一个豪饮看剑挑灯的情节，营造了一种雄快而悲怆的气氛，一抒渴望杀敌报国、恢复中原却壮怀不酬的抑塞、悲愤心情。
词是写给一位退老山林的老将窦长卿的。上片劝对方远离尘世，以优游林泉为乐，任由花开花落，水流云飞，单等着听取传来烽烟消尽、边境安宁的好消息吧！这看似劝慰，实则已暗含愤激。当时国门之外，金人仍在虎视眈眈；朝廷却屈辱苟安、腐败昏聩，忠良见逐，壮士报国无门。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故下片进而勉励对方借酒浇愁。杯中有胜似江面的雄浑开阔，有充满诗情画意的“五湖烟浪”，醉乎其中，其乐融融。酩酊大醉、投床入睡，自可一时宠辱皆忘，超然物外，怕就怕醒来时挑灯看剑，又触发宝刀未老、壮志未酬的无限感伤。结末从对方落想，其实发抒的是词人欲有所为而不能的一腔忠愤，沉痛刻骨，力透纸背。
词人以苏轼自况，曾说：“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苏子瞻”，“一百年后，楚江之滨有王景文”（《雪山集》卷十）。这首词俊爽流畅，清壮雄浑，风格颇近东坡。
定风波·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
【宋】辛弃疾
听我尊前醉后歌，人生无奈别离何。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
寄语石头城下水，居士，而今浑不怕风波。借使未成鸥鸟伴，经惯，也应学得老渔蓑。
此词作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当时辛弃疾闲居带湖，友人范廓之将要出游建康，而那里正是抗金前线，因此触动了作者的爱国情怀，于是感慨万分，并即席作词以送别。词中上片写离别本无奈，而真正的感情从不受距离远近影响，赋予了作品更深广的社会意义；下片寄语建康故人，如今归退田园，远离宦海风波，表达了自己安贫乐道的思想。本词虽写送行，但不流于感伤，可谓是用词明快爽朗，直抒胸臆，意蕴悠长。
请听听我在酒樽前喝醉以后所唱的歌赋，离别本是人生中多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如果感情深厚，即使相隔千里，也会感觉离得很近，但必须相信：倘若没有深厚的情谊，即使站在对面，也像大江对岸的河山一样无情。
请转告建康的山和水，居士我，如今全然不怕政治上的风波再来纠缠我了。假使没能如愿成为鸥鸟的同伴，但是经历了一段隐居生活，习惯了以后，也能学得像老渔翁一样，身穿蓑衣，悠然在江上垂钓。（慢慢失忆）

正史没有记载，但他依然伟大

太初四年（前101），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薨逝，噩耗穿过数千里风沙，从西域传到长安。
与公主的死讯一起流传到故土的，还有她因思念家乡作的《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身为江都王之女的细君，为了汉朝“断匈奴右臂”的国家战略，在短短5年的联姻生活中嫁给了两任乌孙“昆弥”（一译昆莫，乌孙王的称号），由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最终思乡成疾，不幸早逝。
乌孙王军须靡再次向汉朝提出联姻请求，于是，汉武帝从宗室中挑选出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作为第二位远嫁乌孙的公主。
年轻的解忧公主也许曾听闻细君公主的悲歌，她望着沿途陌生而壮观的风景，或许对未知的异域充满恐惧。但解忧公主毅然为国分忧，背负着巩固双方联盟的使命，远赴乌孙。
当公主的车驾到达敦煌悬泉置时，路程已经过半。
“置”，是大汉帝国在疆域内的交通要道上设置的驿站，负责招待路过的来客，保障人员、物资与消息的流动。公主到来时，悬泉置的人员赶前忙后，热情服务，在短暂的热闹后，又目送着出嫁的队伍远去，他们心中可能充满了不舍，以及对公主的敬意。▲年少时远嫁的解忧公主。图源：纪录片截图
解忧公主这一去，就是50年。当她踏上归乡之途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妪。她再度与悬泉置不期而遇，在这里守候她的，是一位叫“弘”的置啬夫。
从弘到悬泉置的第一天起，他就听说过解忧公主的故事，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可以代表大汉的子民，迎回他们的巾帼传奇。弘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用笔墨记录公主还乡的盛事，一如他平时工作中写下的简牍，在无意中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史料。
两千多年后，2.3万枚悬泉汉简从黄沙堆积中苏醒，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小驿站重现在世人的视野中。
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先后远嫁乌孙，与汉武帝经略西域的大计息息相关。
西汉初期，强盛一时的匈奴横行西域，西域三十六国多沦为其附庸，严重阻碍了汉朝对外交流的道路。
汉武帝在位时，为了联合西域诸国夹击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依靠行走的力量，“凿空”了一条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也让西域各国知晓大汉的威名。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为了劝说西迁的大月氏东归，与汉朝联手打击匈奴。张骞历经九死一生，费了好大劲才见到月氏王，但月氏人太怂了，不愿与汉朝联盟。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领一支使团遍访西域多国，其中就包括居于伊犁河一带的游牧民族——乌孙。
张骞访问乌孙时，乌孙的昆弥畏惧匈奴的军势，也不敢贸然与汉朝结盟，但在张骞的说服下，乌孙还是派了使者前往长安。乌孙使者见汉地人口众多，经济富庶，回去后告诉乌孙王，从此，乌孙更加倾向于汉朝（“乃益重汉”），并以千匹良马为聘礼，向汉朝请婚，这才有了公主与乌孙的联姻。
与此同时，汉朝在汉匈战争中连战皆捷。
年少成名的霍去病率军两次出击河西，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俘斩数万人，一举打通了河西走廊。汉朝控制河西走廊后，设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到汉昭帝时，又将今甘肃兰州以西和青海东部划为金城郡，与汉武帝时设立的河西四郡共称“河西五郡”。▲汉朝河西五郡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从长安通往西域，数千里的行程大多要经过荒无人烟之地。为此，汉朝设郡县，兴屯田，还在沿途建立起了多个“置”，即驿站。
据居延、悬泉等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记载，西汉时，从京师长安西行至河西，每隔数十里设一置。其中，敦煌位于汉代河西五郡的最西端，辖区共有9个驿站，最东边为渊泉置，最西边为龙勒置，而悬泉置位列敦煌郡下设的九置之一。
悬泉置得名于悬泉水，相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班师，半路上缺水，渴得不行，在此引剑刺山，竟有飞泉涌出，取名为“悬泉”。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不过，汉代河西诸郡的置大都沿着河流流域设置，这也说明，水源是汉代出行西域的重要条件之一。
悬泉置废弃后，便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1987年，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才确定了这所汉代驿站的存在。
当时，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市区以东60公里瓜敦公路南侧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处汉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简牍上赫然写着“悬泉置以亭行”六个隶书大字。此后几年，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3万余枚有字汉简，所涉年代横跨了悬泉置从兴建到荒废的200余年。
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批汉简中，有一个人名出现了70余次，那就是“弘”。
弘是悬泉置在职时间最长的“置啬夫”。悬泉汉简中，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一直到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的19年间，只有4年没有“置啬夫弘”的相关记载。假如弘在当上置啬夫之前，就已经在悬泉置上班，只是没有留下记录，那他在此工作的时间可能比现有史料表明的更久，堪称悬泉置头号劳模、值得全置学习的好同志。
置啬夫，即驿站的“一把手”，或者叫“站长”。汉代的“啬夫”是一种基层官吏，分为“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弘所的置啬夫要管理一个置，属于年俸百石的“有秩啬夫”。
在人烟稀少的河西，一个置的人员编制并不多，据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阳朔二年悬泉置传车亶兴薄》记载，悬泉置共有工作人员37名、传马40匹、传车十余辆，下设厩、厨、传设、驿、邮等部门，而悬泉置的上级领导是敦煌郡效谷县，其经费主要由效谷县下拨或据实报销。▲置啬夫弘在竹简上记事。图源：纪录片截图

每天上班，弘的工作就是在悬泉置中为来往的客人提供住宿、食物，甚至是交通工具。此外，还要负责传递信件、采购物资等。
弘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文化人，能读书识字，从他记录的汉简中可以得知，他对西域地理、接待礼仪、驯养马匹、记账算账等内容皆有涉猎，放到今天，也是个全能打工人。
悬泉置需要为来往的客人准备“传食”。这些饮食出自置内所设的“厨”，除了米、粟等主食外，还可以加工鲜肉、肉干和酱料，甚至酿制酒饮。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说明这里的居民曾经有长期烹饪食品的生活习惯。悬泉置的厨师估计做鸡很有一套，从《元康四年鸡出入簿》可知，元康四年（前62），悬泉置共“入鸡”88只，其中57只是效谷县供给的，还有31只是悬泉厨自行购买的，但买鸡的钱由效谷县拨给。
悬泉置还要登记过往人员的姓名和出行目的。有一次，弘在置里办公时，偶然看见丞相史李尊的队伍路过，其中一些轺车上载有牺牲戍卒的棺木。弘负责记录这些牺牲将士的姓名，不久后，他们为国捐躯的消息便会通过沿途的置，传达到各自的家乡。我们不难想象，当弘提笔为他们书写名字时，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
悬泉置还会提供交通工具。弘给置里的马登名造册，这些马是弘和同事们的好伙伴，每一匹都有名字。比如一枚简上写着：“四月癸巳，马到泽上，名游鹰、宜厩、会期、野频、游食、空上、野騧、荐老、青爵、安车。”此外，每匹马的习性、毛色、性别都记录在册。▲1990年，悬泉置遗址发掘现场。图源：网络

途径悬泉置的客人，有很多来自西域。
据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有羌译、羌胡译以及匈奴译等几类译者，当友好的西域来客到达悬泉置时，他们将会充当翻译，让远道而来的友人宾至如归。
因此，看似不起眼的悬泉置，曾经多次接待西域诸国的达官贵人。
悬泉置见证过龟兹王和弟史公主的爱情。
解忧公主嫁到乌孙后，生有一女名为弟史。龟兹国王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乌孙的弟史公主，对她一见倾心，并表示：“得尚汉外孙，愿与公主女俱入朝。”龟兹王和弟史成亲后，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希望女儿和女婿能到长安省亲。
汉宣帝同意解忧的请求，通知沿途各置以最高规格接待龟兹王夫妻。据悬泉汉简中有关“龟兹王、王夫人”的记载，悬泉置尽其所能为龟兹王夫妇准备了最高等级的坐卧生活用品，并挂上贵宾用的帷幔，让远离汉地的汉室外孙女弟史公主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从此，龟兹多次派人到长安朝贺，以汉朝的外孙自居。
悬泉置留下了鄯善（楼兰）臣服于汉朝的证据。
西域的楼兰国，曾经忤逆汉朝。汉朝大臣傅介子刺杀反叛的楼兰王后，楼兰再度亲汉，改国名为鄯善，汉朝赐宫女给鄯善王为妻。这位和亲的宫女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名字，但悬泉汉简中记载了汉朝与鄯善言归于好的证据：“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赐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这枚汉简说明，鄯善国王和王后结婚后曾派遣使者到长安朝贡。
还有一次，于阗王带着1074人组成的使团前往长安朝见，途经悬泉置，得到招待。
悬泉汉简记载，“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要知道，当时于阗国的人口也才不到2万人。但是，仅有数十人的悬泉置面对如此庞大的使团，依然能顺利地解决客人的餐宿，可见其办事效率之高，跟现在的五星级酒店有得一比。
此外，大宛献天马入朝、大月氏遣使来汉、康居王使者因遭到不公对待而向汉朝申诉冤情等历史事件，都在悬泉置遗址的简牍中留下了印记。
生于盛世的置啬夫弘，在日复一日的迎来送往中，亲眼目睹了西汉王朝统治西域的巅峰。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驰骋西域的匈奴日逐王与匈奴单于不和，决定率领部众投降汉朝。
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驻扎在渠犁屯垦的西汉名臣郑吉，奉命前去迎接日逐王，并保护他进入河西。悬泉置在这段时间承担了繁重的迎送任务，为日逐王准备好了车马、粮食、酒肉。悬泉汉简中提到，这年冬至，有一匹传马病死了，有可能是因为协助郑吉“降日逐”，太过劳累所致。
匈奴日逐王入朝后，汉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设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至此，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的西域诸国尽归汉朝统领，史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每一天，太阳从大汉的东方升起，又在西域的方向落下，置啬夫弘在悬泉置重复着繁琐的工作。作为小人物的他，可能无法切实感受到帝国的荣耀，他只知道，那段时间，路过驿站的死者棺木少了，使者、商旅不绝于道，他们更多谈论的是丝路的光景，而非残酷的战争。
闲暇时，弘在漫漫黄沙中坐观云卷云舒，也许会偶然想起，多少年来，为了大汉边疆奋战的英杰们，如张骞、霍去病、郑吉，还有解忧公主。那位父辈们交口称赞的女中豪杰，已经几十年没有回故乡了，她在西域过得怎么样呢？
匈奴日逐王降汉的四年前，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一封来自乌孙的国书通过河西走廊上的一个个驿站，传递到长安。信上写道：“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驘各千匹。”
原来，乌孙昆弥翁归靡有意立他与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王嗣，并希望能再次与汉朝和亲，让元贵靡迎娶汉朝公主。
翁归靡是解忧公主在乌孙的第二任丈夫。汉武帝时，解忧公主从长安来到乌孙，嫁给了时任乌孙昆弥军须靡。军须靡死的时候，其子泥靡年幼，于是传位于堂弟翁归靡。按照乌孙的收继婚制，解忧公主改嫁给了翁归靡，她与翁归靡感情和睦，先后生下五个子女，其中就包括王嗣人选元贵靡，以及前文提到的龟兹王后。
作为解忧公主的第二段婚姻，这段感情虽然有悖中原礼俗，却让解忧从一个和亲公主的身份，意外地走向西域政治的前台。翁归靡比前任军须靡更加亲汉，他为昆弥期间，坚定地归附汉朝。匈奴人大怒，联合车师攻打乌孙，幸亏解忧公主向汉朝求救，汉宣帝发兵15万，遣校尉常惠持节，助乌孙抵御匈奴。此战，汉朝和乌孙的联军击败匈奴，俘虏了3万余人，获马、牛、羊、驴、骡、骆驼70余万，常惠因功被封为长罗侯。
因此，汉宣帝得知翁归靡要立汉朝皇室的外孙为王嗣，大喜过望，他收下乌孙的聘礼，封解忧的侄女相夫为公主，命长罗侯常惠护送相夫公主出塞。▲常惠画像。图源：网络

长罗侯常惠多次出使西域，是悬泉置的老熟人。这一次，他陪同相夫公主长途跋涉，来到悬泉置整顿人马，短暂停留。
早年的常惠也是个像弘一样的小人物，他年轻时家里贫寒，便自告奋勇，应征参加了苏武出使匈奴的使团。
但苏武的出使并不顺利，整个使团竟被蛮横的匈奴人扣下，在草原上放牧了十多年。汉朝使者来寻找苏武，匈奴人欺骗说，苏武早就死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机智的常惠找到汉使，对他说，苏武大人还在此地，匈奴人是骗您的，既然如此，您也骗匈奴人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时曾捕获一只大雁，上面有苏武写给朝廷的帛书，您看他们怎么说！
汉使见匈奴单于时，按照常惠的建议说了一遍。匈奴人果然露陷了，只好说：“苏武等人确实还在。”于是，苏武和常惠等人被释放，成功回到汉朝。经过此事，常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使者逐渐成为西汉名臣，在匈奴多年来的辛苦遭遇，让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出色的外交能力。
尽管尊卑有别，但置啬夫弘见到常惠这个熟面孔时，应该带着遇见老朋友般的欣慰，不过，看到长罗侯身后近400人的出嫁队伍，他要赶紧张罗招待事宜。此次前往乌孙的队伍，相夫公主和长罗侯以下有各类官员、戍卒、侍从等，共384人。
弘为相夫公主一行人准备了牛、羊、鸡、鱼、酒、米、粟、酱、豉、羹等十多种美味佳肴。事后，爱记账的弘把这些菜单和支出记在竹简上，题为《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简》。
不久后，弘送别相夫公主一行人远去，就像当初悬泉置的人员向解忧公主道别那样。然而，相夫公主与乌孙王子的联姻，却因乌孙的动荡局势戛然而止。常惠护送相夫公主到半路时，解忧公主的丈夫、乌孙昆弥翁归靡病逝，乌孙贵族没有立他们的儿子元贵靡为昆弥，而是迎立先王军须靡与匈奴夫人生的儿子泥靡为昆弥。
汉宣帝对乌孙人的出尔反尔大为不满，宣布立即停止联姻，命常惠送相夫公主还朝。

相夫公主的婚事告吹了，继任的乌孙昆弥泥靡被称为“狂王”，一听就很不靠谱。
依照收继婚制，泥靡成为解忧公主的第三任丈夫，但他和解忧公主政见不合，在位时实行残暴统治。为了维护乌孙的和平，解忧公主铤而走险，假装设宴款待泥靡，想要与汉朝派来的使者联合刺杀泥靡，结束狂王的统治，但是，刺客技术不过关，竟然刺偏了。
泥靡受伤后骑马逃走，随后，他的部下发兵，将解忧公主围困在乌孙的国都赤谷城。西域都护郑吉闻讯，派兵驰援公主，总算让公主幸免于难。

甘露元年（前53），不得人心的泥靡被乌孙王子乌就屠所杀。乌就屠是先王翁归靡与胡族夫人所生的儿子，跟解忧公主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大汉的外孙，与汉朝并不亲近。汉朝仍对乌孙的王位更迭感到不满意。而且，内乱让乌孙处于多事之秋，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多个派系，随时有分裂的危机。因此，汉朝派出破羌将军辛武贤集结一万五千兵马，准备对乌孙的乱局进行武力干涉。
此时，另一位来自中原的女子设法化解乌孙之乱。
当初，解忧公主远嫁时，随行的侍女冯嫽成为她的得力助手，让远离家乡的公主有所慰藉。后来，聪慧美丽的冯嫽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她作为公主的使节，经常行走于西域各国，得到列国的敬爱，西域的百姓尊称她为“冯夫人”。
对于解忧公主和冯夫人而言，乌孙早已是她们的第二故乡，她们不忍心看到乌孙陷入动乱，也不希望汉朝与乌孙多年来的和平出现破裂，若是汉朝出兵平乱，必有刀兵之灾（“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
恰好冯夫人的丈夫右大将与推翻狂王统治的乌就屠私交甚好，于是，冯夫人作为代表，出面劝说乌就屠让位。冯夫人把乌就屠和乌孙贵族邀请到赤谷城，对乌就屠晓以利害。乌就屠知道自己不是汉军的对手，不禁感到恐惧，当即表示，愿意听从汉朝的安排，只希望能得到一个比昆弥小的封号（“愿得小号”）。
汉朝同意乌就屠的请求，让冯夫人乘坐锦车，手持“汉节”，代表汉朝册封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至此，冯夫人化干戈为玉帛，乌孙王位和平交接，汉军不战而还。
▲新疆那拉提景点乌孙古道。图源：摄图网
在好姐妹冯夫人的调解下，解忧公主总算看到乌孙之乱归于平息。此后两年，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鸱靡先后病逝，公主在乌孙失去了依靠，同时，她也隐约感觉到，经过50年的坚守，她的历史使命已然达成。
甘露二年（前52），一封从乌孙寄往长安的书信，交到了悬泉置啬夫弘的手上。来信者，是解忧公主。悬泉汉简记载，“上书二封……一乌孙公主（汉代史籍多以此称呼解忧公主）”。弘不敢怠慢，赶紧将解忧公主的上书交给悬泉驿骑朱定，让后者连夜送往万年置。
后世可从《汉书》的记载中，得知这封信的内容：“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
离开长安50年，公主想家了，她想回家了。
汉宣帝收到解忧公主的上书，下令命沿途各置准备好迎接公主还乡。第二年（前51）十月，解忧公主和她的三个孙子，从西域入塞，来到悬泉置。据悬泉汉简记载：“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悬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廪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古稀之年的解忧公主，也许早已忘记了这个驿站的样子，但她知道，回到此地，距离故土还有一半的路程。置啬夫弘一如往常，接待远道而来的贵客，他眼前的这位老太太，是他从小就听说过的传奇人物，一位为国解忧、奉献一生的公主。弘应该为公主还乡感到高兴，在转瞬的相遇后，他和沿途各置的官吏一样，欢送着公主的车驾朝长安的方向缓缓驶去。

解忧公主回到长安后，得到汉朝的优待，赐以田宅、奴婢。两年后，解忧逝世，汉朝以公主之仪安葬她，让她的三个孙子留在长安守墓。
作为大汉帝国的守路人，弘依旧在简牍上书写着悬泉置的故事，直到老去的那一天。名不见经传的他，很快就湮没在历史之中。悬泉置在弘之后又沿用了一百多年，到东汉安帝永初（107-113）后逐渐废弃。
时至今日，悬泉置遗址成为丝绸之路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官方邮驿机构。弘和悬泉置历任官吏共同书写的2.3万枚汉简，是这所驿站的不朽印证，为后世诉说着强汉经略西域的前尘往事。
在置啬夫弘的时代，从长安通往西域的数千里间，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这是文明昔日的奠基，亦是通往未来的坦途。泱泱华夏，煌煌沃土，在一代又一代守路人的眺望下，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22年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
胡平生：《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何双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袁延胜：《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
李丽琼：《悬泉汉简所见传食研究》，《丝绸之路》2024年第2期
（最爱历史）

起于黄帝，止于大明，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咱们自己身上的衣裳——汉服

央视这回

算是一锤定音了。

起于黄帝，止于大明。

它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咱们自己身上的衣裳——汉服。

过去这些年，每当有年轻人穿着汉服，衣袂飘飘地走在繁华的商业街或是古色古香的景区里，总会引来各种目光。

有人欣赏，觉得真美；但也总少不了那么几句嘀咕：“这是拍戏的吗？”“穿汉朝的衣服逛街，不嫌麻烦呀？”

甚至在网络上，关于“汉服到底是什么”的争论，能从凌晨吵到天亮。

一方坚持说，汉服，顾名思义就是汉朝人穿的衣服；另一方则搬出唐制、宋制、明制，说这些明明也都是汉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剩下满屏的火药味。

这种混乱，说到底，是因为咱们对自己最该熟悉的文化符号，心里没了底。

一件衣服而已，怎么就能吵翻天？直到央视这次站出来，用一句清晰到不能再清晰的话，把所有的迷雾都吹散了：汉服，不是一个朝代的衣服，而是一个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明朝icon末年，贯穿了四千多年的汉民族icon传统服饰体系。

这句话一出，感觉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咚一声落了地。

四千多年啊，朋友们！这是个什么概念？它比我们熟知的任何一个单一朝代都要漫长得多。

它就像一条发源于远古雪山的大河icon，从涓涓细流开始，一路奔腾。它流过先秦icon的礼乐，汇入了秦汉的雄浑；它映照过魏晋的风骨，也承载了隋唐的华彩；它在宋的典雅里迂回，又在明的端庄中汇入深潭。

沿途不断有新的支流汇入，带来不同的色彩和浪花，可能是某个朝代流行的新款式，也可能是从外来文化中汲取的新灵感——但这条大河的主河道，它奔腾的方向、它最根本的水质，几千年来从未改变。

那么，这条“大河”最核心、最不变的“水质”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实则贯穿了我们整个服饰史的词：交领右衽。

简单说，就是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在胸前形成一个优雅的“y”字形领口。

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却是汉服跨越千年的“身份证”。

你想，从长沙马王堆汉墓icon出土的曲裾深衣icon，到古画《韩熙载夜宴图》里唐代官员的圆领袍，再到定陵出土的明代万历皇帝icon的龙袍icon，虽然款式、纹饰、面料天差地别，但只要你仔细看，

那“交领右衽”的骨架始终都在.gif' />。它就像基因一样，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传承了下来。

所以，央视这个“起于黄帝，止于大明”的界定，根本不是凭空划时间线，而是在浩如烟海的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里，找到了这条清晰无比的文化血脉。

说到“止于大明”，肯定很多人心里会“咯噔”一下，马上要问：那元朝icon和清朝icon呢？为啥把它们排除在外？这是不是有点……那个？

这恰恰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体现，元朝是蒙古族icon建立的王朝，在那个时代，传统汉服的主流地位确实受到了压制，蒙古服饰的元素大量融入。

而到了清朝，情况就更明确了，历史课本上都写着呢“剃发易服”。

这是一道清晰的历史分水岭，强制性的政策让延续了四千多年的汉服体系，在公开的社会场合基本上中断了。满族icon的旗装成为了当时的官方主流服饰。

这就像我们不会把近代才兴起的旗袍，说成是汉族icon几千年的传统服饰一样。

《左传》里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这个词里，本就包含着服饰之美。

找回这份跨越千年的“衣冠之美”，就是在找回我们文化自信中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动人的部分。

它不是要我们每天都穿着古装生活，而是让那种高级的审美智慧，在现代社会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说到底，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的传统服饰。藏族icon有藏袍，蒙古族有蒙古袍，苗族icon有灿烂的银饰……汉服作为汉族的传统服饰，同样应该大大方方地被承认、被珍惜。

这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不是排斥，而是对每一种独特文化遗产的尊重与欣赏。

回过头再看这十二个字：“起于黄帝，止于大明”。它划定的不是一段冰冷的历史区间，而是一条滚烫的文化生命线。

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重新穿在身上的，不是某个朝代的“戏服”，而是一件穿越了整整四千年时光的“传家宝”。

这份厚重感，足以让每一个穿上它的人，都感受到与祖先血脉相连的踏实与骄傲。

央视这一锤，定的是音，安的却是所有华夏儿女对自身文化认同的那颗心。这条始于黄帝、奔流至大明的大河，虽然曾一度潜入地下，但它的水脉从未枯竭。

如今，它正带着积淀了四千年的力量，冲破地表，在新时代的阳光照耀下，焕发出更加澎湃、更加自信的光彩。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这光彩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历史有点冷）

2025考古新证大颠覆！川蜀能否取代黄河，竟是夏商周真都城？

摘要
202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成果密集发布，#商代都城到底在哪# 话题阅读量破30亿，夏商周都城“黄河流域说”与“四川盆地说”的争议再度升级。文章围绕古地名传承、文化元素完整度、考古遗存匹配度三大核心指标，对比两地证据：四川盆地有《郫县地方志》佐证的“庇=郫”古地名、折耳根等特色遗存及三星堆最新揭秘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则以甲骨文、二里头“九宫格”布局、殷墟新发现的族邑遗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结合202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六期研究计划，最新考古共识进一步夯实“多元一体”格局，三星堆为古蜀文明中心而非夏都，黄河与长江流域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核心发源地。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议，仍待更多考古发现解锁最终答案。
202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发力，9月国新办通报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遗址重要新发现，4月蜀道考古调查披露297处新遗存，让#商代都城到底在哪# 话题阅读量狂飙30亿，“夏商周都城所在地”的千年争议再度白热化。一边是“殷墟无城墙不算商都”的尖锐质疑，一边是二里头、殷墟的多重考古铁证，而四川盆地三星堆的颠覆性技术发现，更让这场文明起源之争悬念迭起。华夏文明的根究竟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2025年最新考古数据正揭开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一、核心争议：夏商周都城的三大“硬指标”对决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让黄河流域长期占据夏商周都城研究核心。但反对者抛出明确标准：真正的夏商周都城，必须满足古地名传承、文化元素完整、考古遗存匹配三大条件，而这些在四川盆地似乎更契合。这场对决，谁的证据更站得住脚？
1. 古地名传承：两地各有依据，中原体系更完整
核心结论：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均有古地名传承，但中原地区的地名体系与夏商周文献记载的关联性更具系统性。
《郫县地方志》（清·光绪版）明确记载“庇，古地名，通卑，即今郫邑”，成都郫都区沿用“郫”名三千年，且相邻豕韦古国遗址。反对者认为，夏商周都城周边需有“彭、灌、温、崇”等古地名及“岷山、岷江”等山川标识，这些在四川盆地均有完整传承，汉代石碑“郫邑即古庇地”的铭文更添佐证。
而中原地区的古地名体系同样完整且权威。河南“洛、伊”、陕西“岐、华”等古河名、山名，在甲骨文、金文及先秦文献中形成三千年连续传承链。陕西岐山县作为《诗经》“古公亶父，至于岐下”的记载地，周原遗址出土的2000余件西周青铜器，让地名传承与文献、考古形成完整闭环，获学界广泛认可。2. 文化元素：特色遗存各有千秋，均非唯一依据
核心结论：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元素均符合部分古籍记载，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夏商周都城的决定性证据。
《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芩”中的“芩草”，经考证为折耳根，其原生核心区正是四川盆地。反对者提出，夏商周都城需有折耳根、大熊猫、附子等特色动植物，且是中医、桑蚕养殖、天文历法等文明发源地。三星堆青铜太阳轮契合上古天文历法，金沙遗址桑蚕纹玉器印证养殖历史，四川江油至今仍是附子道地产区，这些都是重要佐证。
中原地区的硬核证据同样不容忽视：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5500年前丝绸残片，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绸实物，考古队员发现时，这片薄如蝉翼的丝绸仍附着在陶瓮内壁，见证了早期桑蚕文明的发达；2025年科技考古新发现，二里头遗址周边出土炭化葡萄属植株，证实青铜时代先民可能已栽培本土葡萄属植物；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黄河流域农业节律密切相关，商代甲骨文更记载了大量中医、天文内容，形成完整传承脉络。3. 考古遗存：无城墙≠非都城，中原证据更具闭环
核心结论：殷墟虽无完整城墙，但“以河为障”的防御体系结合新发现的族邑遗址，更符合商代都城特征，中原地区的考古遗存形成了更完整的都城证据链。
“殷墟连城墙都没有，怎么能是商都？”这一质疑直指核心。截至2025年底，殷墟确未发现完整城墙，但2025年最新考古成果显示，其西南部新发现大坡、老六庄两处族邑遗址，其中大坡遗址的三座“中”字形大墓为殷墟边缘首次发现，老六庄遗址的三重四合院建筑基址伴随丰富铸铜遗存，入选“2025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极大拓展了殷墟都城规模。而殷墟以洹河为天然屏障，配合外围夯土墙基和壕沟的36平方公里防御体系，经2025年碳14测年进一步确认符合商代晚期规制。
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文，直接印证商王谱系与《史记·殷本纪》高度契合；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浇筑工艺至今仍让人惊叹。2025年科技考古更证实，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矿料源自晋南中条山，彰显早期王朝的资源调配能力，其“九宫格”式都城布局、10万平方米宫殿群等，完全符合古籍记载的“天子居住的重屋、祭祀的明堂”礼制特征，形成“文献+考古+科技检测”的完整闭环。二、三星堆的颠覆性：是夏都还是古蜀文明中心？
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这场争议的“引爆点”。截至2025年，三星堆已出土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国之重器13000余件，而2025年9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更带来诸多突破：通过碳十四测年确认，三号、四号等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商代晚期），首次揭秘“芯骨-条形芯撑”青铜铸造技术，证实其采用分铸、浑铸结合的创新体系。反对者认为，这些文物与《山海经》记载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四川盆地是夏商周都城所在地。
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明确指出：“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中心遗址，与中原夏商文明存在密切交流，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为夏都。”2025年的考古发现更印证了这一点：三星堆金器采用“灰吹法”提纯技术，彩绘青铜器为中国已知最早的铜胎漆器，这些工艺既含中原影响又具本土特色，而其主体年代与夏代时间跨度并不重合。
事实上，三星堆出土的玉琮与良渚文明形制相似，青铜尊借鉴中原商代工艺，这些“跨地域同款”文物，正是文明交流的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强调：“三星堆不是‘取代中原文明’，而是华夏文明多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探源工程第六期研究更明确其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三、多元一体：华夏文明起源的2025最新共识
这场争议的背后，是对“文明起源”认知的不断升级。2025年4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六期研究计划正式确定，在前五期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时空范围，深化“多元一体”格局研究。过去“中原中心论”的单一认知，早已被考古发现打破，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说”，经2025年西辽河牛河梁遗址、长江流域良渚遗址等新成果进一步印证。
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殷墟、周原遗址，长江流域的三星堆、金沙、良渚遗址，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均出土了距今3000-5000年的高等级文明遗存。这些遗址在青铜铸造、城市建设、天文历法等方面各有成就，又通过贸易、战争等方式相互影响。正如2025年9月国新办发布会所强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这一结论得到更多科技考古数据支撑。”四、当下警示：流量时代，历史研究容不得“极端化”
近年来，“华夏文明起源”成为热门话题，从三星堆考古直播千万人在线，到二里头遗址研学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历史、探索根源。但部分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将学术争议极端化、标签化，编造“河南无古地名”“陕西无文化遗存”等虚假信息，歪曲2025年考古新数据，这种行为不仅误导公众，也损害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
历史研究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论是支持“四川盆地核心论”，还是认同“中原中心论”，都应基于可靠的文献记载、考古实证和学术研究，而非主观臆断。正如《荀子·劝学》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华夏文明的形成，是无数先民在不同地域共同创造的成果，每一处考古遗址、每一部文献典籍，都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真相待解，探索永不停止
殷墟的“以河为障”防御体系结合新族邑遗址，是否完全符合商代都城标准？四川盆地的古地名和三星堆新发现的铸造技术，能否成为夏商周都城的直接证据？202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六期已启动，这些未解之谜将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些悬念，正是我们探索历史的最大动力。
华夏文明的根，究竟是“河洛之间”的黄河流域，还是“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亦或是“多元一体”的共同家园？或许，答案就藏在未来的考古探铲之下，藏在每一个尊重历史、热爱文化的人的探索之中。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关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你觉得三星堆和二里头哪个更可能是夏都？欢迎晒出你的依据！下一篇，我们将深入解读《郫县地方志》中的关键记载，结合2025年蜀道考古新数据揭秘豕韦古国的真实位置，关注不迷路，一起解锁华夏文明的未知密码！（大卫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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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门阀世家都是怎样衰落的？

八大门阀世家都是怎样衰落的？
​1. 陇西李氏：被“王朝崩塌+战乱屠刀”双杀
​​ 兴盛：李唐皇族本家，唐太宗认祖后，“陇西李氏”成皇族招牌，唐朝23位宰相出自这脉。
​​ 灭亡式微：
​​ 唐末 朱温篡唐（907年），直接屠杀李唐宗室，陇西李氏核心血脉被砍断；
​​ 五代十国战乱，家族分散逃亡，庄园被抢，又碰上 科举制普及，没人再认“皇族血统”当饭吃，彻底跌落神坛。
​​2. 琅琊王氏：被“朝代迭代+寒门逆袭”磨死
​​ 高光：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王导辅佐司马睿），35位宰相、36位皇后，比电视剧还夸张。
​​ 没落剧本：
​​ 南朝宋齐梁陈轮流篡位，每次改朝换代都要 清洗旧门阀（比如萧道成建齐，先拿王氏开刀）；
​​ 唐朝 科举制爆发，寒门子弟靠考试当官，王氏“世袭当官”的特权被废除，慢慢从“权力中心”滑到“文化世家”，最后连文化也卷不过寒门，彻底糊了。
​​3. 陈郡谢氏：被“侯景之乱+科举降维打击”干碎
​​ 巅峰：谢安淝水之战封神，谢氏子弟垄断东晋军政，“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就是他们。
​​ 灭顶之灾：
​​ 南北朝 侯景之乱（548年），侯景叛军屠尽建康士族，谢氏子弟被杀得只剩零头；
​​ 隋唐 **科举制”官宣“：九品中正制（门阀垄断官路）被废，谢氏再也不能“生下来就当官”，只能靠文采撑场面，可惜唐朝诗人太多，卷不动…
​​4. 弘农杨氏：被“政治作死+时代车轮”碾垮
​​ 传奇：西汉杨敞当宰相，东汉杨震“四知拒金”，连杨贵妃都算这脉（虽然是远支）。
​​ 翻车时刻：
​​ 北魏 “国史案”（崔浩牵连杨氏分支），家族被砍了一批；
​​ 唐朝 杨国忠乱政（安史之乱背锅），杨氏核心被安禄山砍光；
​​ 更狠的是 科举制，杨家“四世三公”的祖传官位，被寒门考生用试卷抢走，彻底没了特权护城河。
​​5. 兰陵萧氏：被“王朝短命+战乱拆家”玩死
​​ 牛气：建立南齐、南梁两个王朝，21位皇帝、30多位宰相，比拍戏还高产。
​​ 扑街原因：
​​ 南朝王朝寿命短（南齐23年、南梁55年），每次换代都要 清算前朝皇族（萧氏自己人杀自己人都杀麻了）；
​​ 侯景之乱、隋灭陈，萧氏在战乱中被反复收割，剩下的子孙又碰上科举，再也没法“子承父业当皇帝/宰相”了。
​​6. 太原王氏：被“藩镇混战+科举稀释”耗死
​​ 辉煌：北魏到唐都是顶级门阀，王维、王昌龄都是这脉（文化界顶流）。
​​ 衰落配方：
​​ 唐朝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太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王氏庄园被军队踩平，族人不是战死就是逃亡；
​​ 科举制让“太原王氏”的姓氏光环失效，考生只认分数不认族谱，王氏当官比例暴跌，慢慢从“门阀”变“普通世家”。
​​7. 赵郡李氏：被“五代战乱+时代抛弃”埋了
​​ 风光：北魏时和陇西李氏平分秋色，唐代还有李吉甫、李德裕当宰相（祖孙宰相）。
​​ 凉凉过程：
​​ 唐末 黄巢起义（875年），叛军专屠门阀，赵郡李氏在长安的支脉被砍光；
​​ 五代十国 “兵荒马乱版选秀”，谁拳头大谁当官，赵郡李氏的“文化buff”没用了，只能隐姓埋名苟活。
​​8. 清河崔氏：被“皇权打压+黄巢屠刀”双杀
​​ 排面：北魏“五姓七望”之首，唐朝时还敢和皇室联姻摆谱（唐太宗想嫁公主，崔家嫌皇室是“武人出身”，拒绝！）。
​​ 社死现场：
​​ 唐太宗记仇，修《氏族志》把崔氏从“一等”降到“三等”，公开打压门阀；
​​ 唐末 黄巢起义（终极BOSS），叛军在长安朱雀大街屠尽门阀，清河崔氏核心成员被砍成“人棍套餐”，剩下的族人也被科举彻底淘汰。（转自网络）

宋氏美学| 穿越千年的东方雅韵

       什么是宋氏美学

     “宋式美学装修风格”以宋代（960-1279年）的审美体系为核心，融合哲学、艺术、工艺与生活方式，形成了简约雅致、自然含蓄、意境深远的独特风格。其来源可追溯至宋代的文化、技术与社会背景，并在当代装修中焕发新生命力。以下从思想渊源、艺术成就、工艺技术、社会需求四个维度解析：

淡雅清新，内敛含蓄

宋式色彩主打淡雅清新，超强调色彩的柔和和谐。看宋代绘画，淡蓝、淡绿这些清新色彩大量运用，相互搭配，营造出宁静悠远的氛围。和唐代的鲜艳夺目不同，宋式色彩更内敛含蓄，给人超凡脱俗之感。

崇尚自然，质朴之美

宋代文人雅士崇尚自然，追求质朴生活，这审美直接体现在色彩上。大量自然色，像白色、灰色、黑色，简洁大方，没过多修饰，却尽显质朴自然美。宋代瓷器、丝绸等工艺品也爱用自然色，汝窑天青、定窑白，美观又极具艺术价值。

意境表达，天人合一

宋式色彩可不只视觉享受，更是意境表达。宋代画家通过色彩营造深远意境，让观者感受情感思想。宋徽宗梦到雨过天晴的天青色，超有情感联结，还融入创作。在宋代文化里，天青色象征 “天人合一”，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宋代山水画的青绿山水，石青、石绿矿物颜料，细腻笔触描绘山川秀美，色彩鲜艳沉稳，生机庄重并存，尽显宋人对自然美的深刻理解。

独特诠释，文化传承

宋代艺术色彩独特诠释东方美学，内涵深沉，表现生动，展现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感悟，是东方美学重要部分。宋代凭借独特文化魅力和艺术成就，被誉为东方美学巅峰。独特色彩运用，展现东方美学韵味，不仅是视觉享受，更是文化传承与精神寄托。

宋式美学装修的根源，在于宋代将哲学思辨、工艺技术、生活美学融为一体，创造出“以简驭繁”“以静制动”的空间语言。现代复兴这一风格，需避免符号化堆砌，而是从功能性、文化叙事、生态友好出发，让古典美学真正融入当代生活。

神秘的三星堆遗址是夏朝的首都吗？怎么判断其来历？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模糊和神秘。它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却像一片朦胧的迷雾，既真实又虚幻。夏朝的首都到底在哪？

是洛阳，还是三星堆？这个问题困扰了考古界几十年。最近，关于三星堆遗址是否是夏朝首都的讨论又热了起来。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夏朝的“政治中心”；也有人坚信洛阳才是正统。两方争论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场“夏都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夏朝的历史，和商周相比，真的太不清晰了。商朝有甲骨文，周朝有青铜器铭文，很多事情都能从这些文物中找到蛛丝马迹。但夏朝呢？

文献记载少得可怜，就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古书里倒是提到过夏朝，比如《史记》、《竹书纪年》等，说夏朝有17代君王，统治了400多年。但具体到夏都在哪？

谁也说不准。传统说法是洛阳，因为洛阳位于伊洛河一带，地理位置优越。比如古籍里有句话，“伊洛竭而夏亡”，意思是夏朝的灭亡和伊洛河流域有直接关系。

这让洛阳成了最有可能的夏朝首都。

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彻底打乱了这个传统认知。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是1929年被发现的。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那里挖出了成千上万件青铜器、玉器和金器。

这些文物工艺精湛，文化体系极为复杂，完全不输中原文明。有人甚至提出，三星堆可能是夏朝的首都，或者至少与夏朝有密切联系。

那么，三星堆和夏朝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人说，三星堆的地理位置和古籍中的“空桑”吻合。空桑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地名，传说是“神鸟”居住的地方，而三星堆遗址的一些文物图案，确实有鸟的形象。

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夏朝的王室和祭祀文化。再加上《竹书纪年》中提到夏桀伐岷山，而三星堆所在的广汉地区正好靠近岷山。这些线索似乎指向一个可能性：三星堆和夏朝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当然，洛阳一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认为，三星堆虽然文化发达，但和夏朝完全是两回事。洛阳地区的二里头遗址，更符合夏朝的特征。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被称为“最接近夏朝的遗址”。这里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和宫殿遗址，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正好和夏朝的时间段重合。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

而三星堆，则是和夏朝同时期的另一个独立文明。

不过，二里头的说法也有争议。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更像是夏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遗址，并不能完全代表夏朝。而三星堆的青铜器工艺，明显比二里头更先进。

总之，关于夏都的争论，越研究越复杂。

为什么夏朝的历史这么难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夏朝没有留下成体系的文字记录。甲骨文是商朝的“专利”，而夏朝的文字，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

考古学家只能从遗址和文物中推测，这就像是“盲人摸象”，很容易各说各的理。所以，要想真正搞清楚夏朝的首都在哪，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据。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夏朝的首都，那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知就要重新洗牌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原起源，向四周扩散。但三星堆的存在，说明在夏朝时期，四川地区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这个文明和中原文明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独立发展，还是有过交流？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据目前考古界的研究进展，洛阳和三星堆的争论仍在继续。二里头遗址的时间和位置，确实符合夏朝的描述，但它的文化特征和三星堆相比，显得相对简单。而三星堆遗址虽然更“高级”，但和夏朝的直接关联，缺乏确凿证据。

2024年12月，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发掘中，又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一些文物的造型和中原文化有相似之处。这引发了新的猜测：三星堆和夏朝之间，可能真的有某种联系。

不过，考古学家也强调，要确认三星堆是夏都，还需要更多直接证据，比如明确的文字记录或者历史文献支持。目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假说，还不能下定论。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至今仍是个谜。洛阳和三星堆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局限。考古是一门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学科，要想搞清楚三四千年前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三星堆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研究古代文明的线索，也提醒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可能不仅仅有中原一条脉络。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找到更多证据，还原夏朝的真相。

【网友热议】。

这场关于夏都的争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网友“历史爱好者小王”说：“三星堆的青铜器这么精美，不可能是孤立的文明。它和夏朝肯定有关系。”。

网友“考古迷小李”认为：“洛阳才是夏朝的正统。三星堆虽然厉害，但它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古蜀文明。”。

网友“吃瓜群众老赵”调侃道：“如果三星堆是夏都，那四川人岂不是更有理由说自己是‘天府之国’了？”。

网友“文化研究员晓明”提出质疑：“没有文字记录，一切都只是猜测。谁知道三星堆和夏朝是不是同时期的？”。

最后，有网友总结道：“不管夏都在哪，三星堆的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很丰富，不是只有一个中原。”。

洛阳也好，三星堆也罢，夏朝的历史目前依然扑朔迷离。我们在追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会遇到更多疑问。三星堆是夏都？

还是另一个独立文明的中心？这些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可惜，三四千年前的人，也没给我们留下“清楚点的说明书”。

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夏都，那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定义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原文明真的是唯一的中心吗？或者说，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其实是多元文明并存？

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

（古代奇闻录）

证据有了：山海经显示，三星堆文明，极有可能是夏朝遗民

证据有了：山海经显示，三星堆文明，极有可能是夏朝遗民

夏朝的存在与否，一直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西方历史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多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商代，也就是大约3600年前。国内某些学者也附和此类观点。但民间对此多不以为然。毕竟，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是华夏民族、炎黄子孙最强有力的发声。真知堂研究上古文明起源六年时间，最近总算理清了夏朝的起源，找到了关键证据。它，就是三星堆遗址。

夏朝为什么那么神秘？

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并不是一个体系。也就是说，玩考古的，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而研究历史的，则往往和考古界不搭界。一个是地里挖啊挖，一个是图书馆里翻啊翻。一个是翻土，一个是翻书。很少有学者能身兼二职，既是考古学家，也是上古史专家。

夏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它的起始年代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前后。但是，目前认可的夏朝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起始年代最早也不过到3800年前。

也就是说，最多最多，3800年前河洛地区的洛河和黄河交汇处偃师二里头地区出现了一批人，经过百年发展，才初步奠定了夏都的基础。

但这问题就来了。

3800年（其实真正有点大都气象，起码还要晚100年以上，也就是3700年）前，才有一批人（不会超过10000人）来到了二里头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的雏形。所以，在最近几天举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言称：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

科学的说，官方的这个发言，还是非常科学的。但这个，就和以前官方定调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的年代，差了270年左右。中国的王朝时代如果确信是起源于3800年前，那么之前的说法就不成立了。4070年前，到底建立了王朝没有？按照官方最新的说法：“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资料来源同上），则夏朝起源于3800年前。并不是4070年前。

自相矛盾的官方说法，首先是一种进步。民族自信不能来自自嗨，而必须是证据确凿才能更自信。

那么，夏朝到底存在吗？

二里头作为一个没有文字发现的古代遗址，其起始年代并不能完全和古代典籍互相证明。学界部分学者认为的“二里头遗址属于早商”的观点，目前无法证伪。

因为西汉经学家刘歆的《三统历》记载：殷朝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记载：汤灭夏到纣共计二十九位君王，四百九十六年。

这位大刘不是普通人，他是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向之子。《山海经》就是刘向、刘歆共同编订的。父子二人奉皇命编书，接触到了西汉王朝所收藏的全部典籍。相当于后世《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如果按照这位大刘的说法，商代不是今人认定的500年左右而是629年，那么还真不能确定二里头遗址到底是夏还是商。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并不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起源时间，晚了2、300年。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古人的记载，夏朝确实应该是起源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叶。

那么神秘的夏朝，到底起源于哪里呢？真是一个谜！

三星堆啊三星堆，又一个谜

同样的信息来源，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发言中说：“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三星堆遗址。。。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这种说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终于把三星堆的年代确定为3800年前，和二里头同时期。

虽然，国家层面对二者的地位认知不同。

在回答中国文化报记者提问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常怀颖指出：“三星堆遗址是地方性的，二里头则是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三星堆遗址本身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存在。”

常主任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权威的。因为在这之前民间一直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存在很多呼声，最响亮的呼声就是质疑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什么官方公布的三星堆遗址文物碳十四测年不完整。这一次的官方说法，无疑是确信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上，找到了距今至少3800年的证据！

所以，我们如果确信3800年前有一个夏朝存在，那么三星堆古国无疑也是大夏朝同时期的王朝。只不过不能确定的是，三星堆古国到底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还是夏王朝本身！

值得指出的是，三星堆目前所出文物，基本上年代都在商末周初时期，能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对应得上。

三星堆古国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多数非常奇特，和中原殷商王朝所出的青铜器明显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神秘的三星堆人如果是夏朝遗民，是不是意味着夏人和商人并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呢？

还是说三星堆人在夏朝灭亡后，被外族入侵或者接受了来自外族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殷商文明的新的青铜文化呢？

由于目前官方没有发布能确认的3800年前制作的三星堆文物，我们看到的都是商末周初大约3000年前的古物，所以无法得出完美的结论

三星堆，被遗忘的大夏遗民

说了这么多，直接说今天的结论：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三星堆古国其实是夏朝存在的真实证据！三星堆古国就是夏国！夏商并存数百年！

得出这个惊人结论，并不是因为国家文物局这一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新闻发布会。但这场发布会，给真知堂的研究结论一个国家级的背书。也就是说，三星堆一定出土了距今3800年以上的文物。要不然国家文物局不会把三星堆和二里头相提并论为王朝时期。

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创立者到底是不是大禹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古蜀国的历史。

古蜀国，也就是三星堆古国，历史上有详细记载。上古时期古蜀国有五位王者。

杨雄《蜀王本纪》记载：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

《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

也就是说蜀是颛顼之后裔。

《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周。。。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这三王之后，是杜宇，开明。

《蜀王本纪》载：“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更名蒲卑。”。《华阳国志·序志》：“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

结语

论证起来比较复杂。但真知堂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第一代蜀王蚕丛，其实就是颛顼之子老童之子，第一代祝融——重。蚕丛实乃长重。《山海经》记载蜀国是颛顼死即复生之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第二代蜀王柏灌，其实就是祝融之长子太子长琴。柏灌，又写作柏濩实际上是伯灌，伯濩的通假字。无论是灌，还是濩，其实都是和隹有关，隹则和夏相关（改天论证）。伯就是老大。伯仲叔季之伯。

第三代鱼凫，其实是禹父，也就是鲧。古代说到鲧，还有鲧曾、鲧祖，鲧父之类的名字。《山海经》所谓“鲧复生禹”的记载，其实是“鱼凫生鲧”的误写，因为在口述时，说的人说的是“鱼凫生鲧”，刘向父子听成“禹复生鲧”，认为不对，应该是鲧复（腹）生禹，才有了后来这些鲧死后生禹的传说。

第四代杜宇，其实就是大禹或土禹的误写。所谓土禹，是因为大禹治水，禹敷下土方，土方乃当时尧舜禹之国。

第五代开明，其实是夏后启（夏后开）的代指。夏朝开国之君为夏启，汉代文献写作夏开（避讳汉景帝刘启）。

以上伍王，都是古蜀国历代口口相传的，所以后人才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年。（足以证明早期三星堆古国无文字）。详细论证，请关注真知堂后续论文。

商汤灭夏之后，没有实力深入四川盆地消灭大夏在此地的势力。夏朝并没有完全灭亡，它继续存在，和商朝并立，直到后来西周建立才灭亡！这或许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历史真相！（史家聊历史）

四川12处木构古建依然是宋元时的模样

南部县醴峰观。省文物局供图

花林寺大殿。省文物局供图

花林寺大殿内部梁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江油云岩寺飞天藏。记者 简霞摄

芦山县青龙寺。省文物局供图

  

躲过战乱兵燹，穿过岁月沧桑

近日，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由国家文物局正式揭晓。四川新增的32处新“国保”中，仅木质古建就有14处之多。它们从元代跨越明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直观的传承载体。

从宋末开始，四川历经战乱。先有蒙古大军铁骑深入四川，明末又逢张献忠战乱及清军入川，幸存的木质古代建筑十分稀有。不过，在更偏僻的乡野，终有建筑在战火中幸存。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四川发现的宋元木构建筑，迄今已有12处。其中，今年入选新“国保”的绵阳盐亭花林寺大殿，正是在科技考古的助力之下，从原来的明代建筑，“晋级”成为四川为数不多的元代古建之一。

科技助力元代古建晋级新“国保”

80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发现唐代古建佛光寺时，只能依靠肉眼寻找题记以及大殿的结构和建筑风格。8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者借力高科技考古，为历经数百年的古代建筑寻找到更准确的身份信息。借助碳十四测年以及红外相机的使用，盐亭花林寺大殿的“年龄”不仅增加了近300岁，更发现23条、1500多字的墨书题记，成为研究元代及明清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

碳十四测年明代古建“老”了300岁

盐亭县富驿镇火星村三社，位于花林小学内的花林寺大殿，建于高约2米素面台基之上，平面呈正方形，厅堂式结构，单檐歇山顶，看上去古色古香、气势巍峨。盐亭县博物馆馆长杨泽明感叹，“以前我们都认为它就是一处明代建筑，谁知道居然在元代就已经存在了。”

当初判定花林寺大殿为明代建筑的依据，在于大殿前檐挑方及屋内脊岭上“万历”字样的题记。不过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对花林寺展开全面调查，大家敏锐发现其中的不一样——大殿前檐采用“减柱造”做法，将一个三开间的建筑省掉两根柱子，变成一间。一根通长11米多的大额枋承托起斗拱。“这种建筑方式并非明代风格，带有更早期的建筑特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馆员赵元祥介绍。此时，大殿作为花林小学教室使用，上部梁架被吊顶完全遮挡，无法深入调查。2012年，花林寺大殿进行维修施工，古建所闻讯再次前往调查测绘。从此，这处“装嫩”的元代古建，渐渐揭开面纱。

爬上此前被吊顶遮住的梁架，调查人员首先发现题记中两处带有元代文化特征的字样，“保宁府”和“都纲”。赵元祥说，保宁府的建制从元朝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下辖阆中等7县，这种建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才废除。至于都纲，这是元代在府一级行政区划中设立的管理宗教的职务。在明代，这种职务已改为“僧纲”。“所以，这两个名称同时存在的年代，只能是元代。”

仅凭经验判定，尚不足以板上钉钉。调查人员根据大殿建筑构件的不同做法，大致判断其所属的不同年代，再针对不同时代的构件进行取样，进行碳十四测年。木材的年轮，越靠近，年代越早。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判断木材砍伐年代，进而推算修建年代，调查人员尽量选择木材中靠外侧的结构样本。他们惊喜发现，大多数木结构的碳十四测年时间在公元1290年左右。这个时代，恰是元朝。而后来有明代题记的木结构，测年时间的确在明代。结合“保宁”“都纲”等字样，花林寺的大部分建筑结构，已经可以判断属于元代。相比原来明朝万历年间的认知，花林寺一下“老”了近300岁。

红外相机捕捉23处题记留下鲜活地方史

对花林寺确切修筑年代的判断，来自2015年调查人员的一次红外相机重拍题记——“大元辛亥年”的题记终于被发现。至此，花林寺修建的具体年代，最终被确定为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而23处题记的丰富内容，更成为地方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借助红外线透视原理，考古人员发现将考古出土的竹木简牍用红外相机拍摄以后，反而更加清晰、易于识读。2012年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其运用于拍摄古建当中。赵元祥介绍，古建上的题记，往往因为年代久远以及材料变色等原因，有的肉眼难以辨认。用红外相机拍摄，通常能捕捉到肉眼不可见的题记痕迹，而它们是确定古建身份最珍贵的信息。

2015年，调查人员对可能有题记之处逐一“扫描”，最终发现建筑构件上的23条、共1500多字的墨书题记，不仅清楚记录了大殿的营建纪年、当地僧人及俗家信众集资修建而成的经过，还记下从明代到清雍正期间的5次修缮活动，留下各个时代的构件，见证了当地木作技术的发展演变，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除少数明清时期增补的构件外，花林寺大殿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创建时的梁架和斗拱，是非常珍贵的元代建筑。古建研究人员认为它的发现，对南方地区元代建筑的年代判定具有标尺性意义。

丰富的题记，更揭开了花林寺建成的全部过程。

赵元祥说，“目前识读出来的题记显示，花林寺原名兜帅寺，由在此出家为僧的李德荣的父母李昌祖和蒲氏夫妇与众亲属筹备钱粮集资建设。自元代创建起，由李、蒲两家世代捐修，是家族的香火庙。”在元代，民户赋税繁重，而佛道寺观则可享受优惠政策。因此，许多家族将土地寄进寺观，但仍掌握土地收入，以此减轻经济负担。让自家子弟出家，便于掌控土地，避免家族与僧道发生争执。在明洪武三十一年、嘉靖五年、万历二十一年等，为加强大殿大跨度、大出檐的结构稳定，又陆续进行了维护修缮。

在这处寄托了家族发展重托的寺庙中，他们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疆；太子大王，金枝永茂。伏愿：皇图巩固，帝祚延长。”同时也祈愿“惟冀门业兴隆，子孙昌盛”。赵元祥介绍，“花林寺的李、蒲两家在当地繁衍700余年至今。这在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乱和移民的四川，实属罕见。”

12处宋元木建避于乡野

迄今已知的四川十余处宋元建筑，因为几乎全部位于乡野，才得以在战火中幸存。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12处古代木构建筑中，南宋古建仅有江油窦圌山云岩寺飞天藏殿一处，元代建筑除花林寺大殿以外，分别为眉山市报恩寺大殿、峨眉山市大庙飞来殿、阆中市永安寺大殿、阆中市五龙庙文昌阁、芦山县青龙寺大殿、芦山县平襄楼、南部县醴峰观、梓潼县七曲山大庙盘陀殿、南部县永安庙大殿以及蓬溪县金仙寺大殿。

多处古建位于盆地北部

幸存的宋元木构建筑，有多处均位于四川盆地北部的地理位置偏僻之处。四川唯一一处南宋木构建筑，位于绵阳江油窦圌山云岩寺。在花林寺周边50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四川大部分创建有明确纪年或疑似的元代建筑，它们包括剑阁香沉寺大殿、阆中永安寺大殿、阆中五龙庙文昌殿，以及南部永安庙大殿和梓潼七曲山盘陀石殿。这使得川北地区成为我国南方元代建筑最集中的区域。

与花林寺大殿关系最密切的一处元代古建筑，是与花林寺相距仅11公里的南部县醴峰观。

醴峰观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大殿同样为具有明确纪年的元代木构建筑，建于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比花林寺大殿早4年。赵元祥介绍，花林寺和醴峰观从元代至清代都属于南部县管辖，而且都属于家族捐修的功德寺观。从两处建筑梁架上的题记来看，捐修两处寺观的家族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醴峰观功德主何信的长孙大铸是花林寺出家僧人李德荣的舅舅，幼孙大荣则是李德荣的姑父，李、蒲、何3个家族的数十名成员都同时出现在两处建筑的题记中。”

花林寺和醴峰观的题记共同构建出当地元代几个大家族的谱系关联。唏嘘的是，醴峰观的功德主何氏家族在清代消失了，被移民来的谢氏所取代，而花林寺的李、蒲两家则繁衍至今。

为何川北乡野能够留下多处元代古建？赵元祥解释，保留这几处元代建筑的地方，恰好是在几个县的交界处。因地理位置偏僻，最终免于战火波及。

十余处建筑不乏精品

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留存最多的山西，不仅有佛光寺这样的唐代建筑，元代建筑更有300多处，其数量占据中国元代建筑的75%以上。不过，四川的元代木构建筑以及更早的南宋建筑，同样不乏精品。

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何振华介绍，四川仅存的南宋木构建筑为江油窦圌山云岩寺飞天藏殿，大殿的飞天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道教转轮经藏。它精雕细刻了4重楼阁，与宋代《营造法式》中转轮经藏图中的天宫楼阁极为相似。这座建于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建筑躲过战乱兵火而幸存。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整个藏身用竹木钉铰接，并由珍贵香柏木穿斗而成。藏身中包裹有大圆柱，外连木枋形成巨型木塔。“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飞天藏殿严重损毁：大殿基础局部下沉、墙体坍塌、原本可以转动的飞天藏倾向一侧。经过多年修复，800多岁的飞天藏终于成功矫正“脊柱”。重约5吨、高10.5米的飞天藏，在3人的推动下便可转动，重现昔日风采。

至于此次纳入第8批国保单位的蓬溪金仙寺，则经历了从年代不明到确证为元代建筑的过程。据介绍，金仙寺仅存正殿，其上的梁、枋保留的题记十分丰富。经过辨识，古建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个题记为：“大元泰定四年太岁丁卯，闰九月丙寅朔，初七日壬申，值开，当代修造讲僧得性……”由此可以结论：金仙寺的修造，应在元泰定四年（1327年）当年或此前。这些题记当中，还有“喜舍中统宝钞壹拾定”等字样。据介绍，元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10月，又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行全国的纸钞。金仙寺的这些题记，在进一步证实其建造年代之外，也成为元代货币研究的重要参考。(吴晓铃)

在历史文书中庾、桓、谢氏家族对东晋北伐态度的异同原因是什么？

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政权，然四大家族士子中仍不乏以北伐中原、恢复故土为己任者。故东晋一朝自建立至覆灭，始终都有北伐之举，东晋著名的北伐将领众多，如祖逖、殷浩、庾亮、桓温、谢安、谢玄、刘裕等，主要集中在四大家族中的庾、桓、谢氏家族中。

这三大家族都曾在东晋朝廷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而三者之间的北伐目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了东晋北伐的成败。故此，针对这三大家族北伐目的异同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书中所体现的庾、桓、谢家族北伐目的的异同

颍川庾氏一族，包括庾亮在内的兄弟诸人，均倡言北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庾亮、庾翼二人。庾亮有四篇文书涉及他的北伐政事决策，分别是《请放黜陶夏书》、《请留庾怿监秦州疏》、《斩陶称上疏》和《谋开复中原疏》。其中，前三篇涉及庾亮军中任用人选之考量，将陶侃二子陶夏、陶称以不忠不孝罪名论处，而针对其弟庾怿将佐的失职则极力求情，提议仍应将庾怿留镇秦州。

东晋时期，庾亮与陶侃的不睦由来已久，庾亮在其《报温峤书》一文中就曾表示对陶侃拥兵自重的担忧：“吾忧西陲，过于历阳。”此处的“西陲”代指镇守荆州的陶侃，从中我们可知庾亮与陶侃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放黜陶夏”、“斩陶称”、“留庾怿监秦州”正是他排除异己、重用亲信的军事政治决策。

《谋开复中原疏》作于成帝咸康五年，此时庾亮镇守武昌，他以石勒新死为由，提议“乘衅齐进”，北扫敌寇，以期恢复中原。在疏文中他表示愿意襄阳石城，做北伐的准备，“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胁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一举收复故土，还都洛阳。

然而事实证明此时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后征虏将军毛宝和西阳太守樊峻领精兵戍邾城，壮烈战死，庾亮的北伐大计也因此终止，终忧愤发病而亡。庾亮弟庾翼任征西将军时，开始重新谋划据守襄阳一事。他在《北伐至夏口上表》中提及：“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襄阳地处荆楚，西接益梁，是南北必争之地，是以庾翼提出假使长驱中原必先徙镇襄阳，并愿意亲自前往。在《北伐上疏》一文中他又强调为讨伐石勒，必先调遣诸人包括谢尚、袁真、曹据进军，桓温、何充等人戍守广陵等地，“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路永进屯合肥”，这些举措将原先驻守襄阳的桓宣了排挤出去。

至此，我们可知，庾氏兄弟倡言北伐更多地是想占据襄阳这个军事重地，以稳固其在荆州、江陵的地位。庾氏所求并非全在恢复晋朝国土，最终是为达到巩固家族利益，提升个人威望的目的。

庾翼在扩张家族政治版图时重用了桓温，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桓氏家族起家之时地位较低，甚至不被视作士族。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他必须建立显赫军功以增声望，方能在朝中占据一席之地。永和五年，后赵武帝石虎死，北方战乱不断，桓温此时据守着庾氏旧地荆、梁之处，选择静观其变。

此时会稽王司马昱做抚军将军，并引荐名士殷浩等辅政，企图对抗威权日重的桓温，桓温当即回军还镇，向皇帝上疏：“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

桓温表明自己欲北征扫敌，驻军武昌，却遭朝廷司马昱等人猜忌、排挤，心中气愤，遂写下这则疏文。而桓温佯言北伐，实则为在声势上压倒众人，并不打算损耗自己兵力用以北伐。永和十年，殷浩出师败绩，桓温借此打压殷浩，并且逼迫朝廷作出表态。

在《上疏废殷浩》一文中，桓温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认为殷浩“过蒙朝恩”，又历数殷浩罪状，指责其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无雪耻之志”，致使“奸逆并起，华夏鼎沸”，向朝廷提议严厉追究其失职之过，不可偏袒徇私，以彰公正，以诫来者。此后，桓温在朝中权势极高，无出其右，《晋书·桓温传》记载：“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北伐主将之位终归之于桓温，他亦趁势继续倡言北伐，以期提高左右东晋政局的能力，为桓氏家族谋划。隆和元年，桓温写下《请还都洛阳疏》：“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

桓温的态度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步步紧逼朝廷，以北伐之名要挟朝廷，改善自身处境。于是，次年桓温被朝廷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在朝中煊赫一时。桓温一生，共有三次北伐实举，前两次北伐大获全胜，在朝中亦声威大震，家族地位随之提升，但距离朝政中枢却还有一定距离。桓温不满足于现状，继续假借北伐之名扩张自己在朝中和地方军事势力，这就有了第三次北伐。

此一战后，桓温的北伐事业终止，声势渐损，即便其晚年有不臣之心，亦不敢断然篡位。

桓温在《与弟冲书》中说道：“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晋简文帝的遗诏中要求桓温继续辅佐幼主司马曜，与桓温所设想之可自取天下，以桓代马的情形大相径庭，因此内心忿忿。

但无奈有朝中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士族牵制，桓氏一族亦难以独揽政权。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承继荆州军事大权，但北伐之事终是回天乏术，桓氏一族也渐趋衰落，直至桓玄因篡位后伏诛致桓氏一族在东晋盛极而衰。

四大家族中除琅琊王氏安守朝廷，不议北伐外，其余的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成员都先后扛起过北伐的旗帜，而能担起北伐重任的也绝对是在家族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该家族发展至鼎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关键人物，如庾亮、桓温、谢安、谢玄之流。

他们倡言北伐或是为占据军事有利地形，提升个人在朝中威望和家族地位；或是以北伐作为要挟朝廷的砝码，以徐图社稷；再或是为家族声望不坠，为门户长远发展而做的政治选择，最后也因北伐事业使家族地位达到东晋南朝的最高点。

不论各家族加入北伐大军的初始目的具体为何，归根究底皆是为家族声势、地位的建立而做的谋划，正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同时，门阀政治的兴衰也与北伐有着紧密联系，哪个家族举起了北伐旗帜，其就成为当轴士族，代表着门阀政治的兴盛得以延续。而当东晋末年没有家族担负起北伐重任，也就意味着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北伐事业在偏安江左的东晋时人心中是正义的代表、爱国的象征，因此参与北伐的几大家族在北伐事业的进行中前赴后继，也是为取得民间舆论的支持，使门阀士族政治在东晋得以持续百年。

而这其中，庾氏家族贡献最大，通过北伐事业胜利，慢慢累积军功，其承继并取代了琅琊王氏开创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局面，使之变为庾与马共天下，这二者本质相同，区别只在于由谁担任当轴士族而已。

同时，庾氏家族在北伐进行时也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庾翼主动提携了桓温，以及占据襄阳，稳固荆州、江陵之据点的军事成果后为桓温所用等，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使得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权力在东晋始终居于高位，门阀政治这一特殊政治形态亦盛百年方衰。

二、管窥文书中反映北伐屡战屡败的原因

东晋一朝屡次兴兵北伐，然却屡战屡败，始终未能恢复故土、还都洛阳。东晋北伐功败垂成的原因有很多，需要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从其时执掌朝政的四大家族主要成员的文书中可窥得其端倪。

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组织形式，司马氏与士族门阀共同治理国家，利用各个士族之间相互牵制来达到平衡的效果，这是东晋建立的政治基础。而东晋政府本身并无北伐实力，由士族执政者牵头发起的北伐战争会壮大某一士族实力，打破前期苦心经营的平衡，这又是司马氏乃至东晋南北士族所不乐意看到的。

观王羲之的《报殷浩书》、《又遗殷浩书》，可知其不赞同北伐之举，“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也就是说，王羲之认为稳固东晋政权的上策莫若固守淮水的疆界，而对北方宜采取怀柔之政。

后王羲之又在他的《遗谢安书》中反对其征役流民：“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谢安并未遵从王羲之的建议。

不可否认，王羲之的建议有其高瞻远瞩之处，鉴于当时南北关系和实力悬殊的现状，北伐难以取得成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排除王羲之为门户私计的考量。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中能靠武力建立军功之人极少，到了桓、谢之时，王氏家族也逐渐衰落，而庾、桓、谢氏家族通过北伐取得政治地位的提升，因此王羲之的担忧也不是完全多余的。

其次，士族执政者选择北伐要么是扩充个人势力和提升家族地位，要么有私心且并不积极北伐；要么是利用北伐排除异己，以达到争权夺利之目的。以桓温为例，慷慨陈词要求朝廷迁都，“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朝廷也同意并命他镇守洛阳，解除其荆、江之职时，北伐平洛后他又不愿在洛阳，上表举荐谢尚据守洛阳，却不等谢尚抵达洛阳，只留下二千兵镇守洛阳，自行南撤。桓温多次与担北伐大任的殷浩争权，坐视前线失利，拥兵自重，导致北伐失利很多。

再次，东晋虽历时百年，然内战频仍。朝堂内南北士族争权不断，朝堂外权臣手握大权，叛乱时有发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玄篡立等多场战事，直接导致了北伐的根本大计无从实施，乃至最终动摇了东晋朝之根基。桓玄妄图以桓代晋而立，攻入建康后发布《入京矫诏》、《祯祥矫诏》、《下书受禅》等等，严重破坏了东晋政权，北伐事业暂时中止。

此外，北伐将帅有较多流民帅，具有政治野心，如刘裕等人每战必权衡个人利益得失，终东晋一朝未能有坚持北伐者。此外，东晋时北方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北方侨姓士族南来后将相对安定的江左视为人间乐土，安居乐业，贪图苟安，再不愿回到北方战乱、蛮荒之地。

对待北方来犯，只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求一方平安。如桓温请迁都洛阳时，大臣孙绰上疏提出反对：“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还都洛阳系“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总结

除上述原因外当时北方胡人武力颇强，北方为五胡政权侵占，虽呈现割据纷争之态，然其势力相对南方而言过于强大。此外，胡人善骑射且多骠勇野蛮，难以将其歼灭。且晋室衣冠南渡后，经过几代的开垦、经营，江左一带逐步成了鱼米之乡、富饶之地。尤其门阀士族在江南多地置办田产后满足于现状，不愿再兴兵北伐。

东晋北伐失败在现在看来，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然追根究底，内因才是致使北伐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从司马氏皇族到几大门阀士族，再到南方吴姓士族和寒族，或追求自身利益，或贪图一方苟安，都从根本上不愿取得北伐最终胜利。（墨染谈）

快来看看诗词界的“神、仙、魔、鬼、圣、佛”，分别是谁吧？

诗词界的“神、仙、魔、鬼、圣、佛”

“诗神”——苏轼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关于“诗神”：苏轼（1037 年—1101 年），字子瞻，亦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其乃汉族人士，北宋时期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之人，祖籍河北栾城。苏轼为北宋著名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点评：苏轼于诗、词、散文、书、画等领域皆具颇高成就，其诗作题材广袤，清新豪逸，善施夸张与比喻之手法，别具一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因其诗作挥洒自若，清新刚劲，独树一帜，故而被人誉为“诗神”。

“诗仙”——李白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诗仙”简介：李白（701 年—762 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亦号“谪仙人”，乃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缔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之高峰，于歌行体及七绝领域，达至后人难以企及之高度。此人性格爽朗大方，酷爱饮酒作诗，乐于交友。

点评：李白之诗想象丰富奇妙，风格雄浑豪迈，色彩绚烂夺目，语言清新质朴，故而被誉为“诗仙”。

“诗圣”——杜甫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圣”简介：杜甫（公元 712 年—公元 770 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其为汉族人士，祖籍襄阳，乃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之人，系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创作诗歌三千余首，如实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真实历史情状。

点评：杜甫之诗紧密关联时事，思想深邃。境界宏阔，故而被人称为“诗圣”。

“诗佛”——王维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佛”简介：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其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

　　点评：王维不少诗歌中有浓厚佛教禅宗意味，以禅入诗，故有“诗佛”之称。

“诗魔”——白居易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诗魔”简介：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点评：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作诗非常刻苦，“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人称“诗魔”。

“诗鬼”——李贺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诗鬼”简介：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

　　点评：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创造出了很多璀璨多彩的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诗骨”——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骨”简介：陈子昂（约公元659年—700年）初唐著名诗人，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他论诗标榜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绮靡文风，诗风质朴浑厚，受到杜甫、韩愈、元好问等后代诗人的高度评价。

　　点评：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诗杰”——王勃

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杰”简介：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诗人。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英年早逝。

　　点评：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狂”——贺知章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狂”简介：贺知章（约659年— 约744年），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汉族，唐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少时就以诗文知名，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之誉，晚年尤纵。

　　点评：贺知章诗文以绝句见长，除祭神乐章、应制诗外，其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诗囚”——孟郊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诗囚”简介：孟郊（751年—815年），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唐代著名诗人，由于在官场不能舒展他的抱负，遂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孟郊清寒终身，为人耿介倔强，诗也多写世态炎凉，民间苦难。

　　点评：孟郊作诗苦心孤诣，元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诗奴”——贾岛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诗奴”简介：贾岛（779—843年），字浪（阆）仙，人称诗奴，又名瘦岛，唐代诗人。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

　　点评：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诗豪”——刘禹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豪”简介：刘禹锡（772年—842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

　　点评：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五言长城”——刘长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五言长城”简介：刘长卿（约726年—约786年），字文房，汉族，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他的山水写景诗风格清淡，与王维、孟浩然颇为接近。

　　点评：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家天子” 简介：王昌龄 （698年—757年），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他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

　　点评：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词中之龙”——辛弃疾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词中之龙” 简介：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

　　点评：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故人称“词中之龙”。

“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隐逸诗人之宗”简介：陶渊明（352或365年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点评：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也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隐逸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故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

“凌云诗才”——李商隐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凌云诗才”简介：李商隐（约813年年—约858年），晚唐著名诗人，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荥阳市）。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点评：李商隐享年只有46岁，却是唐朝上千诗人中极富才华的一位，在当时就享有很高的赞誉，故有“凌云诗才”之称。

“中华诗祖”“诗魂”——屈原

《离骚》（节选）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中华诗祖”简介：屈原（公元前340年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点评：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中华诗祖”“辞赋之祖” 。（诗词驿站）

王维：一首诗写尽乡愁，短短4句，构思很巧妙

文：槐序姑娘

#三分钟讲文化#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维《杂诗三首 · 其二》

释义：

听说您刚从我的故乡归来，一定了解那里的变化；

所以想问问您，我家雕花窗前，那一株腊梅花今年开了没有？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王维把从宋之问那里买来的旧宅，已经重建完成，准备隐居终南山。

奈何人在朝堂身不由己，次年王维迁官侍御史，出使南阳，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左右。

王维出生在河东蒲州，即今天的山西运城，自为官以来，他已经许久未曾归乡。母亲独自居住，更是令他担心。

适逢有朝臣从蒲州归来，王维见景生情，就写了这三首诗，此为其二。

下面我们再深度解读一下这首诗。

王维这首诗，不加雕琢，简朴自然，是他一贯的风格，因此被誉 “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典范。

首先，诗句的情感自然流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之句，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关心，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起句虽然朴素，但蕴含急切之情，闻友从乡中归来，便急忙去问。

故乡，是一个人的情感底色，有家在，人生尚有来路，无家在，人生只剩归途。

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中国人讲究的就是落叶归根。

后两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诗人用了问句，更加深了思切之情。

“绮窗”是儿时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点滴，“寒梅”是一种情愫，代表着某些快乐的时光。

杜甫曾在他的诗中写：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故乡的点滴都是美的，那窗前的那株梅花，可能是他，或者他妻子亲手所植。

正如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所写：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而此时，王维的妻子已经过世近15年，这些感情掺杂在一起，让这份乡愁更加浓郁。

王安石曾在《泊船瓜洲》中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睹物思愁，是比较常见的情感表达，而王维一个问句，却让这种感情更加深沉。

写完这首诗后不久，王维就把母亲接到了辋川别业，并于5年后辞世。

当时王维已经想借丁忧之机致仕，隐于田园，但随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王维被俘至洛阳，差点还掉了脑袋。

幸亏王维的弟弟王缙用军功和官籍作保，王维才没有受更多的惩治，仅仅是降职罚俸。

王维为了再让弟弟回朝，不得不继续当官，并在两年内连升三级，从太子中允迁中书舍人，后转尚书右丞。

于是，王维提出致仕，条件是换弟弟官复原职。唐肃宗允，于是王维终于如愿以偿，归隐林泉。

遗憾的是，这一年也是王维人生中的最后一年。

公元761年7月，王维给所有亲友都写了信，然后安然离世。

临终前几个月有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在历史文书中庾、桓、谢氏家族对东晋北伐态度的异同原因是什么？

摘要

东晋四大家族中庾、桓、谢氏皆曾北伐，目的各异，涉及家族利益、威望提升及政治选择。北伐虽代表正义爱国，但屡战屡败，内因如家族利益、内部矛盾、内乱频发、将帅私心等是关键。

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政权，然四大家族士子中仍不乏以北伐中原、恢复故土为己任者。故东晋一朝自建立至覆灭，始终都有北伐之举，东晋著名的北伐将领众多，如祖逖、殷浩、庾亮、桓温、谢安、谢玄、刘裕等，主要集中在四大家族中的庾、桓、谢氏家族中。

这三大家族都曾在东晋朝廷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而三者之间的北伐目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了东晋北伐的成败。故此，针对这三大家族北伐目的异同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书中所体现的庾、桓、谢家族北伐目的的异同

颍川庾氏一族，包括庾亮在内的兄弟诸人，均倡言北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庾亮、庾翼二人。庾亮有四篇文书涉及他的北伐政事决策，分别是《请放黜陶夏书》、《请留庾怿监秦州疏》、《斩陶称上疏》和《谋开复中原疏》。其中，前三篇涉及庾亮军中任用人选之考量，将陶侃二子陶夏、陶称以不忠不孝罪名论处，而针对其弟庾怿将佐的失职则极力求情，提议仍应将庾怿留镇秦州。

东晋时期，庾亮与陶侃的不睦由来已久，庾亮在其《报温峤书》一文中就曾表示对陶侃拥兵自重的担忧：“吾忧西陲，过于历阳。”此处的“西陲”代指镇守荆州的陶侃，从中我们可知庾亮与陶侃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放黜陶夏”、“斩陶称”、“留庾怿监秦州”正是他排除异己、重用亲信的军事政治决策。

《谋开复中原疏》作于成帝咸康五年，此时庾亮镇守武昌，他以石勒新死为由，提议“乘衅齐进”，北扫敌寇，以期恢复中原。在疏文中他表示愿意襄阳石城，做北伐的准备，“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胁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一举收复故土，还都洛阳。

然而事实证明此时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后征虏将军毛宝和西阳太守樊峻领精兵戍邾城，壮烈战死，庾亮的北伐大计也因此终止，终忧愤发病而亡。庾亮弟庾翼任征西将军时，开始重新谋划据守襄阳一事。他在《北伐至夏口上表》中提及：“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襄阳地处荆楚，西接益梁，是南北必争之地，是以庾翼提出假使长驱中原必先徙镇襄阳，并愿意亲自前往。在《北伐上疏》一文中他又强调为讨伐石勒，必先调遣诸人包括谢尚、袁真、曹据进军，桓温、何充等人戍守广陵等地，“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路永进屯合肥”，这些举措将原先驻守襄阳的桓宣了排挤出去。

至此，我们可知，庾氏兄弟倡言北伐更多地是想占据襄阳这个军事重地，以稳固其在荆州、江陵的地位。庾氏所求并非全在恢复晋朝国土，最终是为达到巩固家族利益，提升个人威望的目的。

庾翼在扩张家族政治版图时重用了桓温，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桓氏家族起家之时地位较低，甚至不被视作士族。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他必须建立显赫军功以增声望，方能在朝中占据一席之地。永和五年，后赵武帝石虎死，北方战乱不断，桓温此时据守着庾氏旧地荆、梁之处，选择静观其变。

此时会稽王司马昱做抚军将军，并引荐名士殷浩等辅政，企图对抗威权日重的桓温，桓温当即回军还镇，向皇帝上疏：“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

桓温表明自己欲北征扫敌，驻军武昌，却遭朝廷司马昱等人猜忌、排挤，心中气愤，遂写下这则疏文。而桓温佯言北伐，实则为在声势上压倒众人，并不打算损耗自己兵力用以北伐。永和十年，殷浩出师败绩，桓温借此打压殷浩，并且逼迫朝廷作出表态。

在《上疏废殷浩》一文中，桓温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认为殷浩“过蒙朝恩”，又历数殷浩罪状，指责其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无雪耻之志”，致使“奸逆并起，华夏鼎沸”，向朝廷提议严厉追究其失职之过，不可偏袒徇私，以彰公正，以诫来者。此后，桓温在朝中权势极高，无出其右，《晋书·桓温传》记载：“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北伐主将之位终归之于桓温，他亦趁势继续倡言北伐，以期提高左右东晋政局的能力，为桓氏家族谋划。隆和元年，桓温写下《请还都洛阳疏》：“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

桓温的态度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步步紧逼朝廷，以北伐之名要挟朝廷，改善自身处境。于是，次年桓温被朝廷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在朝中煊赫一时。桓温一生，共有三次北伐实举，前两次北伐大获全胜，在朝中亦声威大震，家族地位随之提升，但距离朝政中枢却还有一定距离。桓温不满足于现状，继续假借北伐之名扩张自己在朝中和地方军事势力，这就有了第三次北伐。

此一战后，桓温的北伐事业终止，声势渐损，即便其晚年有不臣之心，亦不敢断然篡位。

桓温在《与弟冲书》中说道：“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晋简文帝的遗诏中要求桓温继续辅佐幼主司马曜，与桓温所设想之可自取天下，以桓代马的情形大相径庭，因此内心忿忿。

但无奈有朝中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士族牵制，桓氏一族亦难以独揽政权。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承继荆州军事大权，但北伐之事终是回天乏术，桓氏一族也渐趋衰落，直至桓玄因篡位后伏诛致桓氏一族在东晋盛极而衰。

四大家族中除琅琊王氏安守朝廷，不议北伐外，其余的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成员都先后扛起过北伐的旗帜，而能担起北伐重任的也绝对是在家族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该家族发展至鼎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关键人物，如庾亮、桓温、谢安、谢玄之流。

他们倡言北伐或是为占据军事有利地形，提升个人在朝中威望和家族地位；或是以北伐作为要挟朝廷的砝码，以徐图社稷；再或是为家族声望不坠，为门户长远发展而做的政治选择，最后也因北伐事业使家族地位达到东晋南朝的最高点。

不论各家族加入北伐大军的初始目的具体为何，归根究底皆是为家族声势、地位的建立而做的谋划，正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同时，门阀政治的兴衰也与北伐有着紧密联系，哪个家族举起了北伐旗帜，其就成为当轴士族，代表着门阀政治的兴盛得以延续。而当东晋末年没有家族担负起北伐重任，也就意味着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北伐事业在偏安江左的东晋时人心中是正义的代表、爱国的象征，因此参与北伐的几大家族在北伐事业的进行中前赴后继，也是为取得民间舆论的支持，使门阀士族政治在东晋得以持续百年。

而这其中，庾氏家族贡献最大，通过北伐事业胜利，慢慢累积军功，其承继并取代了琅琊王氏开创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局面，使之变为庾与马共天下，这二者本质相同，区别只在于由谁担任当轴士族而已。

同时，庾氏家族在北伐进行时也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庾翼主动提携了桓温，以及占据襄阳，稳固荆州、江陵之据点的军事成果后为桓温所用等，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使得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权力在东晋始终居于高位，门阀政治这一特殊政治形态亦盛百年方衰。

二、管窥文书中反映北伐屡战屡败的原因

东晋一朝屡次兴兵北伐，然却屡战屡败，始终未能恢复故土、还都洛阳。东晋北伐功败垂成的原因有很多，需要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从其时执掌朝政的四大家族主要成员的文书中可窥得其端倪。

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组织形式，司马氏与士族门阀共同治理国家，利用各个士族之间相互牵制来达到平衡的效果，这是东晋建立的政治基础。而东晋政府本身并无北伐实力，由士族执政者牵头发起的北伐战争会壮大某一士族实力，打破前期苦心经营的平衡，这又是司马氏乃至东晋南北士族所不乐意看到的。

观王羲之的《报殷浩书》、《又遗殷浩书》，可知其不赞同北伐之举，“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也就是说，王羲之认为稳固东晋政权的上策莫若固守淮水的疆界，而对北方宜采取怀柔之政。

后王羲之又在他的《遗谢安书》中反对其征役流民：“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谢安并未遵从王羲之的建议。

不可否认，王羲之的建议有其高瞻远瞩之处，鉴于当时南北关系和实力悬殊的现状，北伐难以取得成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排除王羲之为门户私计的考量。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中能靠武力建立军功之人极少，到了桓、谢之时，王氏家族也逐渐衰落，而庾、桓、谢氏家族通过北伐取得政治地位的提升，因此王羲之的担忧也不是完全多余的。

其次，士族执政者选择北伐要么是扩充个人势力和提升家族地位，要么有私心且并不积极北伐；要么是利用北伐排除异己，以达到争权夺利之目的。以桓温为例，慷慨陈词要求朝廷迁都，“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朝廷也同意并命他镇守洛阳，解除其荆、江之职时，北伐平洛后他又不愿在洛阳，上表举荐谢尚据守洛阳，却不等谢尚抵达洛阳，只留下二千兵镇守洛阳，自行南撤。桓温多次与担北伐大任的殷浩争权，坐视前线失利，拥兵自重，导致北伐失利很多。

再次，东晋虽历时百年，然内战频仍。朝堂内南北士族争权不断，朝堂外权臣手握大权，叛乱时有发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玄篡立等多场战事，直接导致了北伐的根本大计无从实施，乃至最终动摇了东晋朝之根基。桓玄妄图以桓代晋而立，攻入建康后发布《入京矫诏》、《祯祥矫诏》、《下书受禅》等等，严重破坏了东晋政权，北伐事业暂时中止。

此外，北伐将帅有较多流民帅，具有政治野心，如刘裕等人每战必权衡个人利益得失，终东晋一朝未能有坚持北伐者。此外，东晋时北方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北方侨姓士族南来后将相对安定的江左视为人间乐土，安居乐业，贪图苟安，再不愿回到北方战乱、蛮荒之地。

对待北方来犯，只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求一方平安。如桓温请迁都洛阳时，大臣孙绰上疏提出反对：“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还都洛阳系“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总结

除上述原因外当时北方胡人武力颇强，北方为五胡政权侵占，虽呈现割据纷争之态，然其势力相对南方而言过于强大。此外，胡人善骑射且多骠勇野蛮，难以将其歼灭。且晋室衣冠南渡后，经过几代的开垦、经营，江左一带逐步成了鱼米之乡、富饶之地。尤其门阀士族在江南多地置办田产后满足于现状，不愿再兴兵北伐。

东晋北伐失败在现在看来，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然追根究底，内因才是致使北伐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从司马氏皇族到几大门阀士族，再到南方吴姓士族和寒族，或追求自身利益，或贪图一方苟安，都从根本上不愿取得北伐最终胜利。（墨染谈）